散书之痛

    聚(淘)书、藏书、读书、治学，是读书人的一条人生链条，大多数人未能脱这条轨迹。70多年前，我读书刚刚起步，对聚书非常贪婪，整天逛书摊、遛书店，偶尔找到一本喜爱的书真是欣喜若狂，若有长辈送部书，更是感激莫名，渐渐就积累了一些藏书。虽然也从读书中知道“子孙宝之”和“得者宝之”两种对待藏书的心态，而颇心许’得者宝之”，但始终没有想过自己所聚之书，将来会有什么下场。

    我30岁时，藏书已有数千册，大半是线装书。藏书的策略是只聚不散。一直以翻读这些书为乐，从未想到散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继续淘书、藏书。不论内容、书品，只要自己喜欢有用，就搜集来充实书架。书架不满就填书，书放不下就添书架。增加书架和填充藏书总是循环不已。没有几年，便迅速聚到万余册。

    我钟情于线装书，如五洲同文本一面墙的廿四史以及清人诗丈集、笔记、年谱等等，怡然自得地陶醉于书城。我何曾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文革’之火，竟然烧到我的头上。我绝大部分线装书被充公，或被趁火打劫的勇士门顺手牵羊地揽入私囊，或就地架火焚烧，我遭受到第一次散书之痛的劫难。特别是在自己家门口焚烧一匣匣二十四史，他们砸碎樟木匣，架起火堆，把匣内的史书，接二连三地倒在火堆上，烧书发出的咝咝声，让我产生一种煮豆燃箕的哀痛，像在一片片地撕裂着我的心肺。我在勇士们的斥令下，只能笔管条直地站在火堆前，接受辱骂(批判)，无奈而痛心地等待这群丧失人性的人离去，才从灰烬中抢出劫余的残本散页。

    经过这一劫难，我除了一些平装书和近百册烬余的线装书外，所藏已荡然无几。我曾为之心痛不已，但逐渐自我解脱，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必然结局，哪朝哪代，都有过这类厄难，但这不是亲手散书，是一种被动的无奈，是一种被凌辱的痛楚，痛定思痛，反而激发我对淘书、藏书更浓的兴趣。“文革”过后，我又重整旗鼓再建藏书。当时，一方面社会上流散的图书量大，便于淘书，可谓网网不空；另一方面许多旧雨新知多投入著述，赠书日多。没过几年，我的藏书又恢复旧观，几间住房，都堆置了书。我还因此在天津评选藏书家活动中获荣誉奖。

    10来年前，我已超过80岁，不免考虑身后的问题，想到这些藏书的去处。晚辈既不从事同一专业，可留的书不多，与其占据空间，不如早作安排。我也想到藏书聚散的道理，我同意藏书“聚久必散”的规律，但也想为书谋得个好的安身立命之所。2007年2月，我终于决心向家乡散书，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建立了“来新夏著述专藏馆”和“方志馆”，我还支持绍兴一农民创办“民众读书室”，一共捐赠了万余册图书。我特为我的散书写过一篇题为《藏书的聚散》短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豪言壮语了一番，胪述历代藏散故事，并在文末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仅留下我尚需阅读与参考者外，先后捐赠了藏书的大部分。如此这般，实现了不散之散的心愿，为自己钟爱一生的聚书，找到稳定的去处……”

    当时心情是激动的，”不亦善乎”的感情亦是真实的，“聚终有散”的理念一直是坚定的，对藏书做这样的安置也是妥善的。以后又继续捐赠了一些书，心情也很平静。但是过了一年多，由于若干尚需查阅和翻检的书被捐掉而感到不便时，就有一丝悔意，埋怨自己的草率。

    时隔数年，我的散书心情已逐渐淡定，不意又起波澜。今年年初，天津图书馆新馆建成，我的一位熟友、馆内的中层领导李国庆君为我辟一“来新夏书房”，并来舍征书。他希望将我留存的藏书移置该馆。这阵突如其来的寒风，陡地吹紧我的心头。我有点猝不及防，没有立即允诺。又感到有悖于自己“聚终有散”的理念，不能完全拒绝，于是折中地答应选捐部分。这次散书比前次障碍较大，囚为留存的书，有的是朋友签名本，有的是难以断定何时要用，有的是与我共经’文革”灾难的残留本。拿起放下，好像是要把自家子弟驱赶出家门那样的痛惜。我实在下不去手，只好委托妻子焦静宜办理，规定了三不捐，一是朋友的签名本，二是近几年尚需不时翻检的工具书和专业书，三是枕边的消闲书。一切由静宜决定，我则置身事外，不加闻问。经过几天辛劳，终于选出千余册图书，分装十余纸箱。在等待来取的日子里，我不时翻翻看看这些将离别的藏书，十分眷恋。在受授方取走时，我像送别子女远行那样，依依不舍地难过了好几天。散书虽感痛楚，但散书的承诺，不会改变。余剩的藏书，身后如何处理，家人会依照我的嘱托，实现我“不散之散”的愿望。这一点可请世人共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