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的历史考察

    《草尖上的文明》，陈岗龙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48.00元

    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是近年来越来越吸引人眼球的命题。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境地，迫使人类重新反思过去曾被扣上“落后、愚昧”的逐水草游牧的草原民族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正确认识一种文明类型，需要认识论上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阐释。但是，目前国内系统介绍和理论概述游牧文明的书籍却寥寥无几，而游牧文明和草原在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消失，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痛的现实。《草尖上的文明》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用带着感情温度的文学手笔向更多的读者介绍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此外，大量地域特色明显、民族风情浓郁的图片穿插其中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门学科如果不自觉了解自身演变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中商学院众多，商学早已成为一种热门学问。但毋庸讳言，对于何谓商学，它究竟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等问题，学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而且无论是商学界、还是史学界，都基本忽略了对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至于迄今，其历史面目依然模糊。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商学不仅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性、应用性和综合型的特点，还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清末民国学术实现初步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商学也曾经扮演过不容忽视的角色，对于深化这一时期学术与社会变革复杂性的认知，具有独特而典型的考察价值。

    有鉴于此，杨艳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取近代中国商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对于清末民国时期这门重要学科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在职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这部书，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认真增补和修订而成。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突出的贡献，是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搜集整理清末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商务和商学报刊、商学译著、论著和教科书等多种类型的文献基础上，比较扎实地梳理和总结了商学学科从引进、传播，到自觉构建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可以说首次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确立的过程与面貌，包括近代“商学”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其学科体系如何构建和走向社会化等等内容，进而分析了这对于进一步认知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等历史问题的意义。我相信，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学术史的认知，也能够为当下的商学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从“商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知识传播角度，对戊戌以前西方商业观念和知识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进行了考察和讨论，指出以郑观应为代表的近代国人最早提出的“商学”概念，具有“商务之学”和商业学校教育的双重内涵。接着，对促发这一学科兴起的双重动力予以揭示，认为在“商战”、“学战”思潮的共同激荡下，引进国外“商学”的浪潮才勃然兴起。书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商学”输入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尤其是以译著为载体所引进的新式商学知识系统的整体状况，并对其时代特征做了说明，这成为全书的基础内容之一。 

    不过，《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一书最引人兴味的，还是对清末民国时期“商学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探讨。这也是该书核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中围绕着近代“商学共同体”的形成、运行，重点探讨了当时商学学术现代生产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水平，提出作为近代中国商学传播主体和载体互动的凭借，清末民初的“商务报”、以“商学”命名的期刊杂志和“商学会”等研究社团，它们与这一时期中国“商学”学校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过程相配合，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商学共同体”。作者无论是对京师大学堂“商科”的建立和演变的研究，还是对20世纪初商学研究社团和商学专业学者的探讨，都具有开创性。难得的是，除京师大学堂的“商科”外，作者还以上海商科大学等为个案，并兼及同一时期初、中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概况，深入地透视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的内涵和水准。通过这些考察，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商学学科已进入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之中的事实。

    不仅如此，该书还系统探讨了近代国人不同时段界定的“商学”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演变，并通过剖析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国人编著的商学研究代表作（包括专业教科书和研究论著），以及“商学”学科术语从散播到定型化的历程，来综合把握和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情形，从而展现出那一代学人对该学科的学术自觉和认知程度。作者指出，商学在近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以“商业经济学”为核心，包括商业地理学、商业历史学等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型新学科，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应当说，书中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也很见资料功夫，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讨，奠定了可贵的学术基础。

    总之，作者对近代中国商学学科的个案史考察，丰富和深化了今人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及其现代转型的认识，具有明显而实在的学术积累意义。同时，该书注意考察和分析该学科与外部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显示出史学研究的特色。

    当然，由于商学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书的研究，也难免存在自身的不足。比如，对商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多样性、冲突和张力，似尚可以有更多的反映，对于民国时期极为丰富的商学研究资料，也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搜集、补充的空间等。学术史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对历史研究者的耐力、学养和思想能力的挑战，永远也不会终结。希望作者今后能继续发扬实证精神，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相关探讨，为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杨艳萍著，经济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