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义”的价值观

    中国若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球领导者，以仁义为怀、修己以服远人才是根本。“四海一家”的梦想虽然遥远，但也未必不是人类未来努力追求的方向。王道作为价值理想，也许能把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照亮。

    近几十年，中国重新步入一个正常稳定的发展轨道，专注于修明内政，集中精力谋求发展，致使国家硬实力有了质的跃升，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也逐渐恢复。同时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也使得广义社会政治领域内的问题日益突显。政治哲学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热，在国内也不断升温，成为哲学学科一个新的生长点。在此趋势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在回应外来文化和回应现实世界的挑战时，似乎又再现宋代学人的成功范例，“出佛入老，返之六经”，继而接续近代学人的路径，出入西学，返本开新。一些学人谈论“天下主义”，试图通过揭示中国传统“天下”模式的当代意义，构筑当代中国参与和追求新型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为一个正在复兴和崛起中的世界强国，建立起系统、深远地“观世界”的“世界观”。干春松的新著《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以下简称“干著”）从儒家提倡的“王道”立论，为天下主义寻求国际秩序的价值准则，“构建天下制度的内在精神”，以此推进了有关天下主义的学术探究。

    当前关于天下主义的演说虽然也不无精彩之处，但不免遭遇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古时的“天下”，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古时的天下观，只不过是华夏观。世界观，不能等同于天下观。由此建构出来的所谓天下主义，不但混淆了国家观（华夏观）与世界观，错把古人整合民族国家的原则当作建构世界秩序的取法对象，而且忽略了当今世界正是由众多不同文明、不同传统、不同种群、不同利益构成的诸多“天下”。当今的世界并不像奥林匹克运动一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相反却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必须认真思考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妥善对待种种差异，协调各种矛盾，化解各种冲突，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相较而言，官方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学者提出的和合学说，在问题意识上更加明晰。由于这种前提性的错误，所谓的天下主义不免忽视了建构国际秩序面临的真正难题，使得所谓天下主义的许多论说都有绕开难题而流于空泛的倾向。所以，若要继续谈论天下主义，必须首先清理“天下”一词的确切含义。

    古时的“天下”，不能用今日的用法去格义，也不能想当然理解为“天之下”而与“天”相对的“地”，或者解释为我们现在常说的“世界”。古时的“天下”，更接近于指称民族国家，所指对象也只是“华夏”。古代的“国”指的是邦国，“天下”则是由邦国构成的国家。邦国与天下的关系，相当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土”所在，才是所谓的“天下”。天下也是有姓氏的，天子姓什么，这天下就是谁的，例如人们常谈论的汉代“刘氏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也并非要表达一种世界理想。正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解释“华夏”之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是指拥有明确文化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天下”亦即“华夏”，一个由文化边界去维系的地理边界，以文化将“天下”凝结成一个不容分裂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解决“天下”问题的选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下一统”。什么时候天下一统了，什么时候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形成了此天下政治演变的常态轨迹。“协和万邦”，也只是指协和“诸夏”的关系，中央如何协调天子与地方之间、方国与方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主导性的观念和原则是“华夷之辨”，“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在中国与周边的邦交关系上，起支配作用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从而使得一些周边国家都要审慎处理“皇”与“王”的关系（本国的“皇”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场合必须以“王”自称）。

    干著重新界定了“天下”一词的理论涵义。在讨论“天下”一词时，作为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切入政治思想领域的学者，著者对这一前提性问题是敏感的。著者注意到了“天下”一词古今所指的不同，以及人们对扩大古代“天下”一词所指范围的批评，也意识到天下主义可能存在的理论漏洞。干著认为，虽然古时的天下并不是今天的含义，但古时的天下却可以作为价值上的取法对象。如此一来，天下世界观能否成立的问题姑且搁置勿论，但至少天下价值观是可以成立的。将天下价值观用之于构建当今世界秩序，是天下价值观在全球问题上的应用，这总是说得通的。这样，干著一方面试图修补天下主义世界观的漏洞，另一方面又以为天下主义的世界观不能仅停留在以“天下”观世界、以世界为“天下”，还必须确立以怎样的价值观来观世界的观法，应当以儒家的王道理想作为天下主义的价值观。如此，也等于是发展了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我想这也许就是干著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吧。

    儒家的政治思想，无论归结为仁义之道、德治、王道，内涵都是相通的。相对于当代仍处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霸道横行的半丛林状态的国际秩序，用王道来表述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富有现实意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所述从黄帝开始的历史，以及《尚书》所记述和塑造的上古政治传统，都在叙说和表彰一个光明战胜黑暗、仁义战胜暴戾的政治传统。王道的思想传统不仅源远，而且流长，在儒家一脉，是从孔夫子一直讲到现代新儒家的。干著对王道思想的回顾，似乎就是一部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史，为人们从各学科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提供了丰富而细致的思想养料。

    通过阅读干著，当我们熟悉了儒家思想中可贵的王道传统之后，会像著者一样思考，能否以儒家王道作为建立一种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并且关心王道思想除了作为纯粹书斋式的玄想，在国际政治实践上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操作性。干著对国外、国内关于世界秩序的一些代表性理论都作了分析，然后给出以王道为价值观的天下主义是如何可能。

    以往试图化解国际冲突、形成永久和平的方案，可以归结为两条思路：一种是把国际变成国内，将世界变成“天下”。由个人权利的有限让渡形成政府，从而结束人群的无政府状态。推此，则由国家权利的有限让渡形成“世界政府”，从而结束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许多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也属于此类。一种是以某个世界强权作为全球核心，建立起支配世界的单极秩序。欧盟的实践可以作为第一条思路的代表，美国及其卫星国形成的类似古代中国及周边的“朝贡体系”可以作为第二条思路的代表。上述两条思路在实践中都不免遇到很难克服的障碍：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更像是一个喊话的地方，所谓“有人手里拿着大喇叭，有人手里拿着小喇叭”，只是表达意愿的地方，联合国甚至直接被讥讽为“橡皮图章”。一些国际组织简直就是大国操控或利益博弈的工具。第一条思路最致命的硬伤是对世界强权霸国的无可奈何。第二条思路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对世界有责任心、做事公正的“带头大哥”，可惜的是当今的惟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却将自私自利的本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干春松的思路应当是综合了上述两者，一方面将跨国团体和国际组织看作是“人类通向王道世界的中间站”，使人类朝着“世界政府”的方向迈进，包括建立一支维护世界秩序的全球性的军事力量，建立一个自主性的人类管理机构和一个全球性的议政机构，以实现全球正义和结束人类纷争状态，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再次兴起的世界强国，推行王道于世界，或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带头大哥”。

    两种憧憬都很美好也很诱人，但距离实现也非常遥远。也许人类只有在面对外星人入侵的时候，才会把“世界”变成“天下”，才会联合起来建立全球政府。中国若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球领导者，以仁义为怀、修己以服远人才是根本。“四海一家”的梦想虽然遥远，但也未必不是人类未来努力追求的方向。王道作为价值理想，也许能把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