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中外文化架桥人

    《光明日报》近日长篇报道，外文出版局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诸多讲述者本身的故事，想到那许多为沟通中外文化而辛勤架桥的人所作的贡献，心中久久难以平静。虽然他们是从事“走出去”，而我主要从事“引进来”，但都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有不少相似的感受。对外开放以前，我国对外面临的舆论环境相当复杂。西方大国多方压制我们，我国的硬软实力比较薄弱，再加上极左思潮封闭的影响，以致国外很多人对新中国长期缺乏正确了解。怎样更好树立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如何使中国在国际上争得更多的话语权，是外文局几代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老局长罗俊、段连城，翻译家萧乾、杨宪益、叶君健、沈苏儒，到现任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等，我前后与外文局好几十位朋友有过交往。从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外事知识，更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对传播“中国故事”那种强烈的敬业精神。

    老局长罗俊，1957年他与我都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那时他任财务司司长。“文革”复出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从经济岗位一下子转到外宣部门能适应吗，他说压力当然很大，但现在国外困难再大也要想法干好。我见他桌上摆了好多本外文词典，就好奇地问道，您外文底子那么好还需要用这些？他笑答，现在国外有很多新词，要学会用人家的话说，人家才愿意听。当时对他这样说，我并没有听懂。直到1987年我同另一位老局长段连城同去香港参加会议，晚上他不是忙着去买当时流行的小电器，而是去书店选购国外批评我们的书，见我疑惑，他解释说，了解人家怎么骂你，才知道怎么向人家证明你自己，搞外宣也要知己知彼嘛。联想到当年罗俊说的话，我才领悟到，原来外文局的人，为了架好中外文化交流这座桥，既要想到中国有什么“故事”值得讲，还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爱听中国的“故事”。这种重视宣传受众的心理需求，可以说它是种工作方法的细节，更可以视为敬业精神的一种境界。

    外文局有这种境界的人与事，还有很多。仅我所知，如殷书训编的内刊《编译参考》，曾经帮助许多人拓宽了认识西方当代文化的视野：杨宪益主编的外文本“熊猫丛书”，开启了让“中国故事”多方位“走出去”的步伐；胡志挥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目录》，首次较完整地展现了世界出版中国古今文学作品英文本的面貌；林煌天主编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填补了我国词书领域中独缺带有全书性质翻译大词典的空白；由黄友义具体负责的中国翻译协会，不仅在开展翻译学术交流、组织翻译评奖、建立翻译资格考证机制、发展翻译企业、表彰资深翻译家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还积极参与国际翻译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翻译界的对外影响，如此等等。这些还只是提到外文局内中国工作人员的一些成就，还要看到有一批新老外国专家，也为协助外文局讲好“中国故事”而默默地在做贡献，其中如著名的沙博理、爱泼斯坦、戴乃迭等人的事迹，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中国故事”无疑是精彩的，而向世界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的人们，显然也是值得称赞和尊敬的。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希望有更多精通外文、热爱文化交流的有志之士，积极献身外宣事业，传承前辈崇尚的敬业精神，团结中外友人，共同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继续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