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温厚导师周振甫先生

    读了中华读书报“祝贺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一组专题文章，不禁又勾起我对周振甫先生的无尽怀念。周先生做中华书局编辑30年，编辑出版了《管锥编》等多种学术著作，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他培养、扶持后学的事迹，却未必广为人知。

    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读大学时，就经常在报刊上见到周振甫这个名字。当时毛泽东诗词风靡全国，注家群起，而唯有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讲解》最具权威性。因此，我特意购买了1962年第3版的一本，读后隐约感到他是一位很有分量的学者；但决没想到会与他相识。

    大约在1978年，山东大学主持召开全国文论讨论会。我有幸与会，又恰巧与周先生分在一个大组，听取了他关于柳青《创业史》的发言；但也只是一面之识，未及深谈。1979年夏天，我在《泰安师专学报》发表了《刘勰生平初探》一文，论证了“刘勰出自一个曾一度显赫但却日渐衰败的庶族官僚地主家庭”，否定了刘勰出身士族的旧说。我冒昧将拙文寄呈周先生请教，很快得到回复。函称：“大作已拜读，论证确切可信。今年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王元化有一文，其中论及刘勰非士族，与尊论同。”也正是由此函的指引，我后来又结识了王元化先生。从此之后，我就与周先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每有新作，辄寄呈请教；遇有问题，也请他解惑；甚至买书的杂事也麻烦先生。大约先生认为我还算个诚恳、好学的青年吧，他是有信必复，有求必应；因事忙迟复，总要说明并致歉。

    我每次寄呈论文、提出问题求教，周先生赐复均极认真、诚恳，决无半点应付、搪塞。有时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一两张纸；有时刚来了信，忽然又想起一点，就又追加一函。似乎不如此就有负于我，他也于心不安。我随牟世金先生进修期间，想探讨南朝美学思想演变，问周先生宋、齐两朝的礼志、乐志是否可用。先生回函指点：“宋、齐书中所载，有时不一定能看出事实真相来。因为宋、齐两朝总是推崇儒家，这是王朝的需要。但当时学术界的风气，也许是另一回事。所以光看礼志或乐志，不一定可靠。”关于我的文章，对优点，他热诚肯定、鼓励，对缺点也直言不讳，甚至很尖锐。如拙作提出刘勰非出士族，“意境”不是中国古代文论基本美学范畴，杜甫《望岳》的观察视角并不固定，而是想象的周流视角等，他均给予肯定。有时，他还相当谦抑。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六朝情采的闪光》，来函说“觉得您对美学作了研究，有收获”，并表示他在这方面“应该补课”；还说他的《文心雕龙注释》“最不足处是美学方面，请您提出意见，好作准备”。其实，我对美学也只是一知半解，由此足见先生虚怀若谷和精益求精的高尚品格。但他的批评也毫不客气。如他指出，我的文章往往过繁、过细，有“嚼饭喂人”之嫌；有时又举例过多，平均用力，不能把典型例子说透；也不同意我过多否定“礼乐”观，等等。在求学的道路上，我求助过不少学者，但像周先生这样热诚对待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者确实少见。也许是多年的编辑生涯所凝成的职业道德，也许是他对我抱有过高期望。他的助手常振国同志一次来函，称“从周先生那里知道您勤奋好学，颇有才干”。大概周先生看我尚不懒惰，才愿给予指导的吧。这对我既是激励，也是压力，使我不敢懈怠，也是我直到退休多年的今天仍然不停读书、思考、写作的一个动力。但我总感辜负了先生的期望，由于涉猎过杂，浅尝辄止，没有做出什么学术成绩。

    先生又是个关爱他人，心极细腻，不避琐事的长者。因我地处偏僻小城，购书不易，故多次麻烦先生代为购书，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代劳。有时还提出建议，告诉我哪家出版社的同类书好读，价格便宜；预告中华书局即将出版、适宜我读的古籍。还总怕我寄的购书款多余，一再让我将多次寄款的总数告知，以便再行选购。每年新年，我总要寄奉一张贺卡。先生不是回卡就是回函，有一年还将一幅齐白石画的小品贴在硬纸上，作为贺片寄来。

    周先生又是位很能尊重、体谅他人，自我检束甚严的学者。像周先生这样资深的学者、编审，单位不会不支持他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但他却非常自觉，体谅单位的困难。1984年准备在上海召开高规格的《文心雕龙》国际讨论会，听说宿费是40元，先生来函说，他到兰州参加唐代文学会，刚向书局支了500元，“再去上海，嫌花的太多”，问我“有什么节省的办法”。还说本来想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招待所，可人家说这样高规格的会议“住这里不合适”。他离休后，就更不愿再花书局的钱开会。1995年在北京开《文心雕龙》讨论会，也是会上给他出资，他才到会的。1983年2月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纪念活动，表彰他为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便致函祝贺，表达敬意。他回信说，不过是“意在勉励做编辑者安心工作”，说“来信过于谦抑，非敢克当”。后来见到他的助手常振国同志，说这次活动之后，先生有好几天有点坐立不安，似乎觉得这是过大的荣誉。在1986年屯溪《文心雕龙》研讨会后，我们学校邀请先生光临讲学，由我全程陪同、照顾。我陪同先生和周夫人赴泰，讲演、游山，然后送到济南购票返京。先生回京即刻来函，一一列出我的“功劳”，一再表示感谢。过了几天，又来一信，让我务必转达对校领导的诚挚谢意。

    2000年5月，我回老家临沂看护病危的老母。等我返回，才见到“周振甫同志治丧委员会”于5月17日寄来的讣告，告知先生于5月15日5时20分在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病逝，定于5月23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第二告别室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而此时，已过后数日。昔日温厚导师，忽成永别，竟又未能赴京送送先生，憾痛何极！

    每当我重读先生的二十多封惠函，他的音容笑貌均如在眼前，心中总有一股股暖流涌过。这使我在做人、做事、做学问诸方面，都不能也不敢偷懒，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至辜负先生一片苦心和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