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王绍光在本书中批判了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构性问题（如金钱的影响），这些批评是对的，但他想要扬弃自由民主而另找出路的解药是错的：因为自由主义和选举竞争都是民主的必要，只是需要更多制度性规范来防止金钱的介入，并且让弱势群体有更多发声空间，并降低公民参与的门坎。民主转型当然没有终点的。我们或许永远都达不到彼岸的乌托邦，但起码民主制度就意味着体制的开放性，让人们可以不断改革，不断前进。这也是我们对台湾的信心。

    ——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张铁志评论《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朱云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2012年4月8日

    我的阅读的确使我已经初步地认为：第一，像《1988》这些看来不太受质疑的作品的文学水准单独看也是够好的——即已经好到让人怀疑这样一个作者竟然肯让别人代笔；第二，如《三重门》这样大受质疑的作品的文字技巧单独看也是够好的——即也好到了让人怀疑如果这真是一个代笔者所作，这样一个作者竟然会肯给别人代笔；第三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虽然两者之间有变化，但在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种明显的风格的连贯性的，甚至可以说在文学上有一种脉络清晰的进步。

    ——何怀宏《韩寒想和这个世界谈些什么》，《信睿》2012年4月

    实行计划经济和国企制度是自秦以来中国中央专制体制的内在需求，但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缺乏形成这种制度的条件，只好用其他方法来控制经济。洋务运动只是一次失败的建立国企的实验。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真正的建立还是在1927年以后。卞先生在书中分析的，正是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的努力和国企制度的特征。其实，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说到底只是1927年至1945年间国企的延伸，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简直就是翻版。国民党当年模仿的就是苏联模式，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的党国体制来自苏联，这一体制是列宁提出、斯大林付诸实践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是这种思路发展的结果。照搬苏联模式不是从解放后开始的。

    ——梁小民评论《制度变迁的逻辑》（[美]卞历南著，卞历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3月18日

    有些人批评说，不能简单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能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正如讲，你不能说“人是要吃饭的”，而只能说“正常的人是要吃饭的”一样。因为人在不正常状态下，可能不要吃饭，例如急救中的重病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都不能正常说话了。

    ——俞可平就新著《敬畏民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版）接受《新京报》采访，《新京报》“书评周刊”2012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