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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天读去，夏衍的《包身工》仍然是有丰富材料、有现代观念，同时笔带深情、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在特殊条件下，这样一篇反映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得来自然也相当不易。
一
虽然《包身工》的开始写作是在1935年，可作者初步了解“包身工”的情况，却是在更早的1929年左右。当时夏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住在上海沪东一带。这里是工人区，几位也在做工运的同志便常在他这里落脚：将自己的长衫或西服脱下，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从这些同志口中，他开始知道了有“包身工”的特别现象。后来，夏衍从一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这就使夏衍萦绕于心了。
1932年，导演沈西苓想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就将自己了解的包身工情况告诉了他。依据夏衍的介绍，沈西苓写出一个剧本《女性的呐喊》，经夏衍修改补充完成，于当年投入拍摄并上映。应该说，这是第一部现代文艺描写包身工生活的作品。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拍摄得并不很成功，产生的反响也不大。可是，为了写作剧本，夏衍又搜集了不少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对这些包身工的悲惨遭遇感到了“灵魂的震动”。经过这次调查和与夏衍在日本留学时见到的情况比照，他更感到愤怒，更加觉得应将这“人间地狱”的情形揭发出来。可当时工作十分繁忙，无法进一步调查和从容写出，这个题材便搁了下来。
1935年时，上海共产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夏衍被迫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段时间，他再一次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经过那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帮助，夏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杏弟谈过几次后，夏衍觉得，要了解包身工的真实生活，单凭材料肯定不够，必须进行实地具体观察。
二
最初，夏衍找到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同学帮忙，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去考察过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直观感受。可是，要想知道“带工头”对包身工是如何管理的，包身工生活状况如何，就非得到她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这时，就需要杏弟这样的女性帮忙了。
杏弟最先带夏衍去的是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他们当时并没有相互约好彼此关系的介绍。可是进了杏弟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杏弟便指着自己带去的妹妹对老板娘讲：这是我的同乡，在工厂做活。随后又指着夏衍介绍：这是她的“爷叔”（即叔叔），在水电公司办事的。杏弟坦然地介绍，倒叫夏衍有些反应不上来。看着夏衍没接话，杏弟又说，这同乡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是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点。这样一来，夏衍便可以“爷叔”的名义，到工房里去观察一番。
可是，这样一般地看看，似乎还不够。要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还必须在早晨和晚上，在包身工们上班下班时才看得到。于是，在杏弟的帮助下，夏衍决定，在这个时段去仔细观察。但是，这在当时也并不容易。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离工房所在的杨树浦有十多里的距离。为在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那里，就得半夜三点起身，步行过去，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这样的观察不是一天两天，而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四月到六月，夏衍整整走了两个多月，用他后来的话“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这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她们的许多日常生活。在作品《包身工》里，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包身工被喊叫起床，因劳累而害羞心钝感，相互踩踏，在离人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的状态；这些“包身工”，早晨是四点半以前起床，简单洗洗之后，吃一些洋铅桶装的“浆糊一般的薄粥”；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粥的内容“可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这只是夏衍两个月辛苦“夜工”观察的一部分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夏衍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包身工的队伍里，向她们打探一些内部情况。可包身工由于被严密管理，不允许向外透露情况，再是看见杏弟服装与她们略微不同，就害怕得不敢说什么；有人甚至以为杏弟是“包打听”一类人，根本不说一句话。当时的调查，想进一步了解包身工的内心感受，真个十分艰难。
经过杏弟等人帮助，夏衍看到了这些“包身工”可怕的工作环境：工厂里，连“猛烈的骚音”也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的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
为了使得棉纱不容易扯断，车间里必需有喷雾的装置。这样，无论春夏秋冬，这些女工都必须在这样的潮湿的环境中劳作。“她们每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到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被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一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还有“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据夏衍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这一切，震动了夏衍。他要把这种可怕的生活状态写出来，而且不要虚构，完全“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文章中，夏衍不仅记述事实，还发表感慨：“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二十多年后夏衍回忆当时写作的情形时，仍然认真地说：“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由此，在今天的个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包身工》写作在最后的补充阶段，夏衍希望杏弟帮助自己搜集更多有关包身工身世际遇方面的情况。可在1936年6月，一家名为《光明》的半月刊杂志创刊，急着要稿，夏衍便将这篇文章给了这家杂志。《包身工》刊发出来后，由于真实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的一群“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的“包身工”的非人生活状态，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
三
可普通的女工杏弟并不了解文章已经发表，她仍在为夏衍搜集着有关包身工身世境遇的材料。一直到当年十月份左右，杏弟又托工人夜校的冯女士与夏衍联系，要送他一些材料。当夏衍拆开杏弟递过来的一个报纸包好的纸卷时，他很有些不安起来。因为当时对杏弟提起这件事，是在闲谈时随口说起的。几个月过去，他已经对这项调查没有什么期待，甚至差不多淡忘了此事。眼下，看着这些写在被水渍过的纸簿上十分整齐的小楷，听到冯女士介绍，说材料十分难得，因为许多包身工都不肯讲，有些还是杏弟请这些小姊妹吃饭才换出来的时，夏衍感到有些对不住朋友似的难受起来。
翻开材料，夏衍对包身工的家境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陈XX，粗纱间，十五岁，扬州，（已做）一年半，（父亲）种田，已死，（包身钱）听说二十元，付十元领人，（作主）母亲。
杨XX，钢丝车间，泰州，（已做）一年十个月，（父亲）种田，木匠，（包身钱）无，（作主）父亲。”
“李XX，清花间，十八岁，江北，（已做）一年多，（此人被拐来沪，其余同被拐者均已卖入妓院，她因貌丑卖绝与带工老板，身价不知。）”
“陈XX，粗纱间，十六岁，镇江，（已做）一年，（父亲）已死，（包身钱）不知，（作主）跟人逃荒来沪。”
……
这些材料虽简略，但大致可以看出，包身工的家里，收益是很少的。一点点钱，就将女儿或童养媳交给包工头，去让她们过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做超乎她们正常身体能承当的活计。
冯女士与杏弟来找夏衍，除去送材料，还想向夏衍讨教，即“包身工”这种制度，究竟是不是犯法？她们给夏衍拿出一张揉皱了的报纸，对上面的一件有关包身工的案件感到不够清楚。这是一份当年10月25日的《立报》，上面登了一份读者寄给编辑的报告。说杨树浦一家纱厂女工，被包身的老板告了，说女工离开纱厂时，偷了他的东西。审判中了解到，这个女工在5月份眼睛被包工头家打肿，厂方让她请假，可包工头的老婆不答应。因为她若请假，就不能挣钱；这次包身女工逃跑，还因为包工头想欺负她，又遭到包工头老婆的毒打。在法庭上，女工还将两腿亮出，让人们看到腐烂过的伤痕。法庭最后判女工无罪，当庭开释。
这个案例，显然给了冯女士和杏弟欲帮助包身工的希望。可面对她们的询问，夏衍只能回答可以去请教律师，但他又感到此事的解决十分困难。他问杏弟：即使这（包身工问题）是犯法的事，世界上成为公开秘密的犯罪不是多得很吗？杏弟坚决地回答：要是真的是犯法，我们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地告诉每一个包身工，让她们在受不了罪时就去巡捕房告去。听到这，夏衍感到，世间的真正同情，正存在于这些连自己衣食也顾不到的人们心中。
有感于此，夏衍在第二天，便去找到一位以道义和刚直著名的郑律师，希望能为包身工寻到一些法律帮助。当夏衍将包身工的情形告诉郑律师后，他大为惊异：真有这样的事？郑律师感叹地说：假如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这样的话，那明白是构成犯罪的。
郑律师取出一部六法全书，对夏衍说，这样待遇工人，就构成“妨害自由罪”，即“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至于包工头到乡下去与包身工父母订出的包身契约，郑律师认为：这是无效的契约。民法总则明白地说：法律行为有背于善良风俗者无效。凡是人对人的凌虐酷使，都可以解释为“有背于善良风俗”。包工头用欺诈性质缔结条约，仅这一点就可构成刑事犯罪。夏衍追问：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了？律师却回答：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利害关系人不声称，法院是不管的。
对照现实，夏衍感慨：照现行法律，到任什么工厂去看一看，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真是太多了，而在当事人为恶势力支配，处在无经验，更无法律常识的情况下，政府当局的保护人民的作用又在哪里？至此，夏衍只能将自己从律师处了解的“法律依据”写信告诉给冯女士和杏弟。可是，对这些女子在艰险中的努力能起多大效果，他却不能存有大的奢望，尽管夏衍是持社会必然进步观念的。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品的《包身工》，它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周立波曾在文章中评价说：它是“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挚意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作家魏金枝也称它给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留下了光辉的典范。可作者夏衍内心却真正感激帮助自己的冯女士和杏弟。他在后来的文章中称这两位女子是曾替“我搜集许多资料，给了我许多便利”的人；对于杏弟，他更认为是《包身工》那篇文章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由以上内容介绍，也可以清楚见出这一点。知识分子由于浸润书本，在实际行动中，常常不及有切身体验的工人等来得努力和果毅。这一点，不仅仅反映在为夏衍搜集材料上，还在于对待这种现实敢于追问并起而奋力抗争。这也许是写作《包身工》“协力者”给我们的又一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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