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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地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待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的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终，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淡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写《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
人物关系
还是用“国货”来做例子吧。如果我们把《三国》、《水浒》、《红楼梦》放在一起，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三国》与《水浒》里的人物所构成的是“公共关系”，剑指家国天下与山河人民；而《红楼梦》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则是“私人关系”，我愿意把私人关系说得更形象一点，叫做“屋檐下的关系”，这里有人生的符咒与密码，“我见过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向来有它的“潜规则”——公共关系的“格局”和“价值”大于屋檐下的关系。公共关系是宏伟的，诗史的，大气的，正统的，康庄的；屋檐下的关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关系的一个“补充”。
可我信不过公共关系。保守一点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信不过公共关系。说不上因为什么，我就是信不过。我一直缺少一种理论能力来充分地表达我的这种信不过。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点下，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概念，叫“包浆”。我想我终于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了。“包浆”在物体的最表层，它不是本质。可是，吊诡的是，行家们恰恰就是依靠这个表层来断定本质的，甚至于，这个表层才是本质。是真，还是假，行家们“一眼”就“有数”了。在我看来，相对于哲学，小说的对象就是表层，揭示本质那是哲学家的事。但是，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描绘的表象可以反映本质，直至抵达本质。
我喜欢屋檐下的人物关系。在屋檐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真货的“包浆”，印证出本原的质地。而到了公共关系里头，无论人物的“做工”有多好，他的“包浆”始终透露出仿品的痕迹，他的光泽不那么安宁，有的“冒充”得吃力，有的“冒充”得过犹不及。
当然，“包浆说”是我的一点浅见，上不了台面的。这和我的趣味有关，和我的个人身世有关。我尊重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作品，事实上，我同样是“公共关系类”小说的热心读者。我只是对审美的“潜规则”不满意。——公共关系和屋檐下的关系是等值的；处理公共关系和处理屋檐下关系的美学意义是等值的。不等值的只是写作者的能力和格局。
《平原》里的事情大部分在屋檐的下面，我要面对的是亲人与亲人。批评家张莉女士曾告诉我，多年之后，《平原》的读者根本不需要通过时代背景的交待就可以直接进入小说（大意）。这不是一句赞美的话，而是她阅读后的感受。这句话让我极度欣慰。
文化形态
说《平原》是很难避开《玉米》的。它们有先后和衔接的关系，它们拥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它们还有近似的美学追求，它们的语言类属一个系统。《平原》和《玉米》的叙述语气几乎一模一样，和《推拿》不同，与《青衣》迥异。
问题来了，既然《平原》和《玉米》那么相似，你还写个什么劲呢？你沿着《玉米》的调调，把《玉穗》、《玉苗》、《玉叶》一路写完了不就完了？
不是这样的。《平原》和《玉米》其实有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文化形态。
《玉米》梳理的是中国乡村“文革”的转折关头（林彪事件所发生的1971年）。这转折是“文革”内部的转折，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更坏。“文革”正在细化，在渗入日常，在渗入婚丧嫁娶和柴米油盐。
可1976年的中国乡村是不一样的。这正是《平原》所渴望呈现的。在1976年的中国乡村，红色恐怖早已经松动了，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其实很疲软了。伴随着三次不同寻常的葬礼，一些常规的、古老的乡村情感和乡村人际业已呈现，古老而又愚昧的乡村文明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用我父亲的话说，人们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像解放前”了。那是乱世的景象。然而，这乱世太独特了。它不是兵荒马乱的那种乱。它很静，是死气沉沉的乱，了无生息。人们不再关注外部，即使替换了领袖，“上面”还想热闹，可人们的热情实在已经耗干了。没有人还真的相信什么。人们想起了“过日子”，不是生活，是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活一天是一天。
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的历史时刻，整整一个民族成了巨大的植物人。他失去了动作能力，内心在活动，凌乱，生动，是遥远的故往，像史前。奇怪的是，“家”的概念却在复活，人似乎又可以自私了。——我不想放过它。
关于《平原》和《玉米》的区别，我还想补充一点，《玉米》在风格上是写实的，它的美学特征是现实的，然而，它一点都不“写实”。我的生活并没有为我提供“写实依据”，它是想象的。《平原》则不同，《平原》的落脚点在1976年。1976年，我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我很早就和中学生、知青们一起厮混。我实际上要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原》里主人公端方、三丫、兴隆、佩全的生活和我同步——《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
端方是《平原》的主人公，结构性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男一号”。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所谓的“男一号”和“女一号”没什么兴趣。为了小说的结构，我们必须有“男一号”和“女一号”，但是，真正令我着迷的，反而是围绕在“一号”周边的那些配角。以我对小说的肤浅的认识，我觉得，小说的广度往往是由“一号”带来的，小说的深度则取决于“二号”、“三号”和“四号”。而不是相反。
我甚至认为，“一号”其实是不用去“写”的，把周边的次要人物写好了，“一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在这里我想谈谈几个次要人物。
我想说的第一个人物是“老鱼叉”。“老鱼叉”是《平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我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抱歉，卖瓜了）。1949年之前，“老鱼叉”是一个革命者。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把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许多革命者是最没有理想、最没有定见、最动摇的那部分人。他们是被风吹走的人。他们革命，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阿Q正传》描写过革命者的革命，有一句话鲁迅说得特别地深刻：“于是一同去。”革命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于是”，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一同去”。
在中国的乡村，作为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革命者”和“胜利者”都为数甚众。但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农民的愚昧和善良”。这是一对古怪的文化组合，也是一对古怪的心理组合。中国农民的行动力大多是由这个梦幻般的组合提供能量的。这是一个值得许多作家和学者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可以说，愚昧和善良是中国农民的两面，它是动态的，哪一面会呈现出来，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通常，它们相伴而行。我不是一个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农民是全人类最缺少爱的庞大集体，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真正爱过中国的农民。
无论如何，描写“革命者”和“胜利者”是《平原》的分内事。在此我承认，“老鱼叉”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他住在“前地主”宽大的大瓦房里，那是他的战利品，他还成功地继承了“前地主”的一位小老婆。他的不幸在于，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自杀。因为他总是梦见“前地主”来找他。1974年，他成功了。他把自己吊死在了大瓦房的屋梁上。
理性一点说，在中国的乡村，“老鱼叉”没有普遍意义。他的内心和他的行为更没有普遍性。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见过“老鱼叉”的尸体。这具尸体并不恐怖，但是，围绕着这具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言论却阴森恐怖，“前地主”的鬼魂似乎一天也没有离散过。它在飘荡。它是“变色猫”，白天是白猫，夜晚是黑猫。我愿意把“老鱼叉”的死看做“胜利者”的良心未泯，它是后来的后怕、后补的后悔，然而，上升不到反思与救赎的高度。因为“变色猫”游荡的身影，我写“老鱼叉”的时候特别地胆怯，一到这个部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眼睛尖的读者也许能够读得出来。
我想说的第二个人物是“混世魔王”。一个知青。我写这个人物是纠结的。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对知青有好感。我的家一直是知青俱乐部，我的许多小学老师就是知青，他们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我面对“混世魔王”的时候，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如何面对知青？我决定把这个话题说得简洁一点。问题的关键是角度。我出生在乡村，是村子里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我个人和知青的关系如何，在看待知青这个问题上，我不可能选择“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农民的。这也许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异。我不拥有真理，但我拥有角度。我想我不能也不该偏离我的角度。即使有一天，未来证明了我的角度有问题，我也愿意把《平原》放在这里，成为未来这个话题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我最不想说和我不得不说的这个人是老顾。他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我写这个人不只是纠结，我简直就是和自己过意不去。——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
长期以来，无论是早起的“伤痕文学”，还是后来的“右派文学”，包括再后来的“反思文学”，在中国的当代小说当中，“右派”这个形象其实已经有了他的基本模式，概括起来说，他是被侮辱的，也是被损害的，他在政治上代表了最终“正确”的那一方，他是早觉者，他是悲情的文化英雄。
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就认识许许多多的“右派”。当然了，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小右派”。在我的文学青年时代，我读过大量的“右派作家”和有关“右派”的小说，我的总体感觉是，我的前辈们偏于控诉了，或者说，偏于抒情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现如今，“右派”作家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歇笔了。如果他们还在写，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右派”是集权的对抗者。“右派形象”也是文学作品当中集权的对抗者。他们是可敬的。我的问题是，当历史提供了反思机遇的时候，这里头该不该有豁免者？有没有人可以永久地屹立在绝对正确的那一方？我的回答是不。《平原》的反思包涵了“右派”，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有我能力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感情上的局限。在写老顾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沉痛的。我至今都没有让我的父亲读《平原》，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我是回避了。——面对老顾，我从骨子里感受到一个小说家的艰难。许多时候，你明确地知道“该”往哪里写，但是，你下不去笔。这样的反复和犹豫会让你伤神不已。
《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我在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老顾。我要承认，我“跳出来”说了太多。这个部分我删掉的大概也有4万字。
为了预防自己反悔，把删除的部分再贴上去，我没有保留删除掉的那8万字。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是让我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觉是，有关老顾的那4万字，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个语境不存在了。借助于老顾，我对马克思《巴黎手稿》有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我只记得我写得很亢奋，但是，《巴黎手稿》我基本上已经忘光了。没有受过良好哲学训练的人就这样，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读者，读也读了，忘就忘了。
我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异化”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时代有过一次“异化问题”的社会大讨论。“异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讨论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最终使人变成了“非人”。黑格尔接手了这个话题，他借助于“辩证法”——这个雷霆万钧的逻辑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异化”。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的鼓动家，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革命之前，他分析了“商品”，揭示了“剥削”；他同时也探索了“异化”，他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大机器生产”与“工人阶级”是“对立的统一”，这个“对立统一”的结果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了机器。
我其实并没有能力讨论这样宏大的哲学问题。让我对“异化”问题产生兴趣的是我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阅读。一个小册子，白色封面，红色书名。作者是“高层”的一位“秀才”。他的论述是这样的：中国是农业社会，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谈及的“大机器生产”，所以，中国社会不存在“异化”问题。
读完这个小册子我非常生气，一个年轻的、读中文的大学生，他没有很好的哲学素养，他尚未深入地了解社会，他没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这样愚弄我。——这是什么逻辑？——这哪里还是讨论问题？这是权力借助于“理论”这粒伟哥在暴奸。
我写老顾，说到底，不是写“右派”，写的是“理论”或“信仰”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
也许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第四个人物，三丫。我打算把这一段话献给今天的年轻人。三丫的悲剧来自于血统论。血统论，多么陌生的一个词啊。我想说的是，血统论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是最邪恶的事情之一。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点题外话。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脑袋上一直有一顶不错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这个评价是善意的，积极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它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一些东西。我不会为此纠结，可我依然要说，我的文学世界委实要比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当我追忆起《平原》的写作时，我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来到了书房，坐下来，点烟，然后，把电脑打开了。啪啪啪，不停地点鼠标。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识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茫。我只是叠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张椅子。我也“异化”了。我记得那个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记者采访我，她让我谈谈“写完后的感受”，我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老实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静的。当我的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静的。那里头有我的骄傲。
这也许是《平原》的第四个版本了，这个版本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作比较晚。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我见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职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爱。
对了，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平原》这个书名是《收获》杂志社的程永新帮我取的。我电脑里的书名叫《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说起来像个笑话。感谢程永新。他为这个书名真是煞费了苦心。这个书名好。
2012年3月1日于南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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