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耕女织”的诅咒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麽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    

    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万三与当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谈，有过一番很精彩的对话，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过，他不会想到，仅仅10多年后，他将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沈文度将爬着去见一位官府新贵。

    沈万三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叶昆山的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珠宝。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助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2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您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还是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离开故土后顿成离水之鱼，资产全数流失，在数年之内，或死或迁，无一存者。这些人留恋昔日的豪华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3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在西方，黑暗的阴霾正被“自由女神”一点点地驱散，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了新的峰值。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线长达万余里，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公元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止临海的民众私自出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随后20余年中，多次颁布禁止海外经商的敕令。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公元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众下海捕鱼。（“禁民入海捕鱼。”）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重申不得与外商贸易的禁令。（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民间使用国外的任何香料和商品。（“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朱元璋制定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处以严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仍然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繁荣数百年的泉州、明州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从世界级港口的序列中退出，民间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为非法生意。

    在国门徐徐关闭之际，还发生过一个很突兀的“意外事件”，很多年后，它的意义一再被放大，以证明我们是一个多么开放和强大的国家，那就是“郑和下西洋”。

    在区域经济史上，郑和的远航行动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建立了一种以“朝贡”为特征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体系。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处于中世纪的欧洲此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做“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根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的62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还将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等15个邻国划定为“永久不予攻伐”的国家。 

    郑和的七次远航，其实是对这一联盟体内“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乐而不归，留葬于中土。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

    这一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大明律集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终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时松时紧，但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去寻找那传说中“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泉州）”。在哥伦布的行囊中正有那本流传了将近200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他详读此书，在书上做了近百处眉批，凡是有黄金、白银、丝绸、瓷器和香料字样的地方，都划了特别的记号。出航2个多月后，他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1493年，梵蒂冈教廷颁布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则属于西班牙。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长叹。

    那道转过身去的背影，成为未来400年的一个东方定格，中国将为此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郑和下西洋”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赞美和惊叹，倒不如说是一声悠长而没有着落的叹息。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界隔绝，重新成为一个“孤立的天下”。在对内政策上，明代统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男耕女织。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

    朱元璋平生读书无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这种朴素的治国理想当然非他一人所有，从老子的《道德经》，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一不与此前后呼应。 

    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他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阶层被消灭，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1397年，据户部的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万户。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10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4 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却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

    更让人吃惊的是，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显示，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曾经有过一家棉手工业纺织场！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2000多万到3000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6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业化生产？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 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四乡之人，自农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南浔镇志》）“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亦然。旧传有夜完纱而旦成布者，谓之鸡鸣布。”（《温州府志》）“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

    这些记录呈现了14世纪中国乡村的生产景象：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棉纺织业的家庭化与当时的人口过剩现象有关：自明之后，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建国之初的人口约为6500万，到1600 年时已在1.5亿左右，人地比率日渐恶化，即便在水稻技术最为普及和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一年耕作也仅仅能满足8个月的口粮。棉花的大面积推广及棉纺织技术的成熟，恰好为过剩劳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适于栽培棉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场的原因，也是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典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国际元”，此后增长全面停滞，一直到1701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长率为零。而欧洲则从576“国际元”增加到了924“国际元”。

    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