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春秋

    到台北一看便知，城里的街名多半被赋予浓厚的社会政治含义：有的是纪念历史人物的，如中山路和罗斯福路；有的采用大陆的省市名，如南京西路、重庆北路、辽宁街；有的是纪念历史事件的，如辛亥路、光复南路；还有表达社会价值观或公众期望的，如博爱路、信义路、安居街和乐业街，等等。这些地名给人以历史感，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一些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些人物的墓园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2012年2月，我应“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之邀赴台访学，得益于该所同行相助，利用工作日程空挡，探访了几个墓园。既在那里静静地回顾历史，又在旅途中体验了风土人情。

    以科研院所为伴：

    胡适墓园

    2月4日（周六）上午，大陆所的张荣丰所长介绍他与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所做的中国大陆资产负债表研究。高强度的专业问答之后，我提出下午想去凭吊胡适和于右任先生。秘书张詠真女士为了节约我的时间，预约了“中经院”唯一的一辆公车，午餐后专程送本人去墓园，回程抵达台北故宫为止（每周六傍晚，故宫免费开放两个小时。）

    胡适先生（1891年-1962年）去世之时任“中研院”院长，去世后葬在该院（位于南港）对面一个幽静的小公园。园子被命名为胡适公园，园内的山坡上有胡适夫妇和两个儿子的墓地，还有一座胡适的青铜胸像。这天恰逢雨过天晴，我踩着石板小道上湿滑的青苔转了一小圈，看到那里还有一块墓地，墓主是“中研院”院士、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及其夫人。两块墓地都有蒋中正（蒋介石）先生题字的幕墙，还有篆刻着各自文化成就的碑文。向他们默默致敬后，我便出来跟大陆所的田君美研究员会合（她家住在附近的中研院宿舍区），由田老师带路去了“中研院”大院里的胡适（故居）纪念馆。

    那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平房，外有茸茸绿地和高大椰树掩映，内里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实用。据介绍，这是蒋中正先生用个人积蓄资助修建的。书房、卧室和洗手间等一应摆设，保持着胡适夫妇生前的原貌，只是客厅墙上挂了照片和说明。另外拓展出来的一间陈列室，有照片、衣物、书籍和中英文对照解说词。虽然下午3点还将放映胡适生平纪录片，但本人还想探访于右任墓园，只好遗憾地离开。一路上看到“中研院”大院内各研究所的驻地和标牌，生物所、化学所、物理所、近代史所和民族所等，名称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应的研究所一样。因为早就知道这些研究所是南京搬迁而至的，如今见到它们，亲切感油然而生。

    事后有位台湾友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凭吊胡适，我说因为敬佩他一生对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追求。特别是，他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种为人处世态度，无论是对个人修养，还是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凝聚，都是不可或缺的。

    与台大校园共存：

    傅斯年墓园

    回京前两天，查询到史学家傅斯年先生（1896年－1950年）就葬在台湾大学正门入口右手处。此前我竟然不知那就是正门，它毫不张扬地坐落在新生南路和罗斯福路的夹角，面向西南，门口一片空地。后来才从门外东南角的一个小纪念牌上读到，此地即为大学广场，是以往民主化运动中的一个集会演说之地。在台北期间，我最常走的路是从捷运（地铁）公馆站1号口出来，进入邻近铭传国小的一个台大校门，沿着舟山路穿行整个校园，跨过基隆路三段，到“中华经济研究院”所在的长兴街。虽说这是历经迷路后找到的最佳路线，却因此几乎错失了凭吊傅斯年先生的机会。

    2月4日晚我从台北故宫搭乘公车（公交车）转捷运，从公馆站3号口出来，步行三五分钟就到了那个挨着新生南路的台大校门。沿着门内的椰林大道走下去竟然迷失了方向，在校园里频繁问路，转了一个多小时才返回研究院宿舍。途中曾看到一座设计轻灵的钟架，以此为地标找准了方向。2月13日，两位陪我去慈湖的台大毕业生告诉我，那就是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建的“傅钟”。在回城的途中，他们专门驱车绕道至大学广场，让我看了一眼与广场纪念牌仅隔了一道栅栏的“傅园”。那是傅先生的墓地和纪念亭，当时正在修缮，不便近观。不过从台大校友的介绍中，已能体察到傅先生的深远影响。

    傅先生从1949年元月起担任台大校长，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可正是在这短暂的任期内，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把北大兼容并包的学风引入台大；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地为学校筹集资源、引进人才，使之成为台湾高校当中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研究型大学。曾有多篇文章介绍，他来台后每次去找蒋中正先生要求申请办学经费，总能满载而归。我从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百年人类学考古学展览中了解到，傅先生筹建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聘请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先生执掌，并请史语所的著名学者来台大授课。当时，这些学者不仅延续了对大陆殷墟和龙山考古资料的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台湾大马璘遗址的发掘工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台湾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

    一些纪念文章曾提到，抗战期间，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其弟梁思永（考古学家）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四处筹资，及时给予梁家兄弟及家人以援手。胡适先生称赞傅斯年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我深知这类人才对于促进学术发展是多么难得，因此对傅先生分外敬重。

    如今，台大已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台湾各行各业中的创新人才及领军人物。2008年，被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为全世界前200名的大学（位列第124名）。傅斯年先生若地下有知，必当为此欣慰。

    屹立于高山之巅：

    于右任墓园

    “中经院”的同行无人知晓于右任先生（1879年－1964年）究竟葬在何处。2月4号清晨，我从网上查到他的墓园在巴拉卡山。午后詠真就开始设法询问路径，告诉司机到阳明山的游客中心询问。于是，我们离开胡适故居就直奔阳明山。没想到，在山上一个设有警察所的三岔口走错了路。只见路边一片片盛开着白花的海芋园，我看那是马蹄莲。路边不是停留的车阵，就是一家挨一家的小吃店。从车窗看出去，那些游人或是在田里采摘马蹄莲，或是在小吃店享用美食。挤在路中央的汽车行驶缓慢，却无任何心急的喇叭声。

    司机小张很是机灵，几次问路，绕了一大圈返回三岔口找准了方向。那山道全是质量优良的沥青路面，但十分陡峭。当远远看见一个横跨公路的牌坊时，我猜快要到了。果然，穿过牌坊就见靠山一面的路边有高耸的水泥护栏。司机一打轮掉过车头，公路另一端豁然开朗。下车便看到依山而建的墓园，雄浑厚重、气势宏伟。跑上曲折蜿蜒的阶梯，扑面而来的是第一道山墙，上刻蒋中正和严家淦起草、张群手书的悼文。山墙前面的空地上有一对石雕雄狮，一旁的山道上还有孙科题字的“仰止亭”。再往上走，才是于右任之墓。墓碑和幕墙上的题字都是蒋中正的。从每一层阶梯上，都能遥望远处的海浪拍岸。墓地三面环绕青山，林木葱郁，阳光充足。站在那里，只觉得这墓园果然如墓主的诗篇那样，于高山之上遥望故乡。看来是于先生的弟子和后人遵从了他的遗愿。重温如下诗篇，我感到于先生最为痛心的是国家分裂、骨肉相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先生曾为他家乡的三元中学题写校名。我年少时搭乘解放牌大卡车从那里经过，看到他那架构优美、力道深刻的大字，佩服得了得。此后读了这首诗篇，更是景仰。那天徘徊于他的墓园，对其郁结的思乡之痛，从心底里共鸣和同情。虽然不懂风水，可是能从于右任的墓园体察到安定和沉稳，不禁连声赞道：“这儿的风水真叫人愉快！”此时过来一位老者和一位中年妇女。老人接过话头说：“这里的风水就是好啊！” 我问他是否住在这块儿。他答道：“我怎么能住在这里呢？于先生住在这里。”我当即道歉说是口误，本想知道他是否住在附近。老人就笑了，说是自新庄来，那里是辅仁大学所在地。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老人非常高兴：“啊！那是大陆朋友呀，祝你在台湾玩儿的愉快。”我也祝老人健康好运，就告别下山了。在车上还猜想，墓前那两束鲜花及尚未燃尽的几支线香就是他带来的。

    以寺院为邻：

    孙立人墓园

    前些年，我看到数篇民间历史学人对赴缅远征军抗战史的研究报告，既为这支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震撼，也为他们取得的对日作战胜利振奋。后来又读了些抗战史料，知道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首领孙立人将军（1900－1990）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入缅作战和打通中缅公路中功勋卓著，是抗日战争中率军歼敌最多的将领之一。出于崇敬英雄的缘故，我抵达台北之后的第一个周日（2月5号），就用来探访孙立人墓园。

    来台后我从网上搜到一条信息，言及孙将军葬在台中市东山墓园。2月4日晚与张荣丰所长通话，得知乘高铁去台中只需50分钟。次日清晨阳光普照，我带上地址就去台北火车站乘车。火车站的地面建筑看似不大，地下空间多层利用，地铁、台铁（传统铁道）和高铁皆在此交汇，转乘很是方便。我从地铁滚梯转到火车售票处，见售票窗口排了长队，就去尝试自动售票机。一位在另外一台机子上买票的小伙子看我视力不佳，就热心地过来帮忙。他手指灵动地顺着菜单一路选下去，问我10分钟之内就有一趟车，只是没有座位，要不要买。心想站立50分钟有何难，我就说买吧。票出来一看，才375元台币，思量着台湾的高铁怎么这么便宜。小伙子还细心地询问，要不要连回程票也一起买了。考虑到此行未知数太多，就谢绝了。

    进入车厢看到走道里几乎占满了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是短途客。仔细再看车票，才发现列车到台中将要运行近两个半小时。周围的乘客听说我来自北京，买票出了差错，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解释，台铁和高铁分开售票，两个售票处相隔不远。台铁的列车分为莒光号（慢车）、复兴号（普快）和自强号（特快）三种，这趟121次车是自强号。有位旅客拿出“悠游卡”介绍，在台北辖区刷卡上台铁的车，票价打八折。其实，大陆所的同事借给我一张悠游卡，在便利店充值后用于市内公共交通，没想到适用范围这么大。有位中年妇女招呼我先在空位上歇会儿，说她去桃园看亲戚，用悠游卡乘车只花费40多元。待列车开动，车厢里就座无虚席了。每到一站，只要有人下车空出座位，就会有新乘客上车拿着座位票填空。看来，台铁的售票系统联网良好，客运高效。有位健壮的少妇起身让位，说她马上要到站了，叮嘱我抓紧时间歇歇脚。事实上，她提前整整一站起身。后来，总有人在下车前几分钟邀我去歇会儿。在这样友善的关照下，车到台中时我并不觉得疲惫。

    一到车站大厅，我就去旅游中心问路、拿地图。值班员答不出，便在计算机上查找了一番。最终指点我去搭乘丰原客运的汽车，到“贵城山庄”下车再询问。出了大厅再找交警帮忙，穿过马路就找到丰原客运站。丰原公司主营市郊和城际客运，与运营市内公交的客运公司不是一回事。台中高铁站在乌日区，与台铁站之间有公交车，车费15元。弄明白这些情况后，我在附近的快餐店买了份牛肉河粉加生菜，花费将近70元（列车上曾有饮食公司的人卖盒饭，80元一份，肉、蛋、菜、饭齐全。只因站在走道吃饭不方便，我才没有品尝）。途经东山的大客车来了，我拿出悠游卡问了声，台北的卡能不能用，司机点点头。这可太方便了！台湾的交通结算系统已发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车上乘客不多，我逐一问过，无人知晓孙立人墓地。司机也说不清楚，答应到贵城山庄站提醒我。汽车穿过店铺林立的市区，路两旁越来越开阔。过了台中科技大学开始爬坡，到我下车的时候，似乎已在半山腰。车站周围无人可问，疾驰而过的私家车让我连马路也不敢过。好在几分钟后截住一辆计程车（出租车），把地址交给了司机，他说只能问问看。于是开车到一间店铺，找他的熟人询问路线。汽车转弯北行，绕着盘山路大约行驶了两三公里，停在一个坡道上，两三条狗从一座平房附近奔过来对着汽车狂吠。司机径直去敲门问路，回来快活地说：“孙将军墓地就在这里”。我看了一眼车内的里程表，红字显示资费85元，信息牌上的司机姓名是王国华。于是请他等候在此，返程直奔高铁站，等候的费用一并支付。王司机回应：“好说好说”。

    此时那些狗儿已经在摇尾巴，我便壮着胆子下车张望。平房伸展出来的天棚上竖着“观音禅寺”四个大字，门楣上隐隐显出“天水雅集佛教精舍”的字样。司机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这房子是居士的住所，寺院在屋后。与精舍隔路相对的是一片开阔地，1米左右的高台上坐落着一具黑亮的长方形石墓，整个墓园的布局极具视觉冲击力。高台之下是刚割过的草地，我拾阶而上仔细观看，那座石墓好似棺椁停放在石板地上而未入土。墓地简洁空旷，墓前既无独立墓碑也无香炉烛台，幕后的墙上有李登辉的题字。石墓前板上，有孔子后人孔德成代书的墓主姓名、生卒年月、以及孙将军四位子女的署名。墓前竖着一个同样简洁的黑色大理石花插，内有几枝鲜花绿叶，附着一片装入塑料封套的纸板，上书“拜孙将军、同祭马头岗弟兄：一生的牺牲、永世的情意”；署名“敬仰者”，日期正是当天。马头岗有新1军阵亡官兵公墓，是孙将军驻防广州期间动用日军战俘修建的。我猜想，这位敬仰者对孙将军必定了解良多。

    我向孙将军致敬后，下了高台沿着草地转了一圈。回望周围的青山翠柏，感慨万千。孙将军因“兵变案”被软禁台中33年，去世前两年才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他把一生中最辉煌的戎马岁月留在了大陆。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他在祈愿和平的寺院旁安息，可以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诠释。在远处观望的王司机过来说，精舍里的人告知，墓园用地是捐赠的，孙将军的几个子女常来祭扫。这条信息，想必会让所有敬仰孙将军的人感到安慰。

    返程时我们的车顺山抄近道，沿途有多家温泉咖啡馆。王司机解说，周末台中人喜欢到这里走山道、泡温泉、喝咖啡。一路上，他讲到自己逝去的父亲来自郑州附近。“老蒋总统”抗战时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父亲就是那时候参军的学生兵。来台后原以为最多五年就能回大陆，日久终归无望，就在台中的眷村成了家。后来“小蒋总统”开放老兵探亲，母亲才知道父亲在大陆还有妻室。王司机说，母亲理解父亲的苦衷，还曾送给大娘（父亲的原配）一台电视机。前些年，政府为了城市改造发给每个眷村住户250万元台币，让各家自行购房，从此眷村也就解散了。言谈间到了高铁站，王司机说车费1000元。我见他未打表，就问是否有收据。他含混地回答，收据没带。我一面付钱一面宽解道：“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找到孙将军墓呢。”

    高铁售票速度很快，信息牌显示第10-12车厢为自由座，票价打九折。售票员解释，那3个车厢不保证有座。我可不想再站回去了，次日（2月6号）上午还有一场讲座呢。买了700元一张的全价票，果然50分钟就舒舒服服地坐回台北。这趟旅行除了让我感受到台湾百姓的谦和礼让，还体验了当地多元化的服务。虽然，与旅行相关的基础设施、客运车辆和餐饮服务档次不同价位有异，但都无一例外地令人感到方便可靠。这样的服务供给，为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选择余地。

    期盼归根：

    两蒋灵柩暂厝处 

    去年在金门与张荣丰所长聊天时，他就告诉过我，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执政时曾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权利诉求。上世纪40年代，他的家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50年代初，村子里被抓去30余人，5名共产党员被枪决，其中有他一个叔公。今年我到台北，张所长拿来叔公张仕贤1951年临刑前写下的遗书，还讲述了他家交纳数百元台币才得以给张仕贤收尸的往事。尽管如此，当他知道我想去看两蒋陵园的时候，还是周到地安排所里的年轻人驾驶私家车，陪我去了一趟桃园县大溪镇的两蒋灵柩暂厝处。

    蒋家父子的作为比职业学者和军人都复杂，历史功过众说纷纭。如果撇开他们的负面事件不谈，蒋介石在二战中领导国民革命军抗日八年直至胜利，又在战后通过外交手段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还是做出了难得的历史贡献。蒋经国引导台湾经济起飞，开放老兵大陆探亲，放弃既得利益，结束威权统治，最终顺应了历史潮流。尤其是，他们父子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无疑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桃园县府为了吸引大陆游客，在大溪镇慈湖一带打出了两蒋文化园的招牌，还设计了两位蒋先生的卡通形象。

    2月13日上午，我和“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年轻同行刘柏定、吴明泽和罗雨珊一起来到慈湖。从停车场走过一座小桥时，远远望见许多雕像，好像都是蒋中正先生的。我很是不解：“怎么这么多雕像都放在一起呀？”明泽答道：“那是民主化后被遗弃的，桃园县一并接收了来，建了一个雕塑公园。”走近一看，除了有几座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以外，其他从南到北的胸像、坐像、立像、以及骑马的雕像，全是蒋先生的，大大小小有一百多座。每座雕像前都有个金属标签，说明是某机构捐赠的。这可能是中华文化中避讳尴尬的一种表达方式吧。在绿地西北角有座特大坐像，上下身比例不大协调，还缺失了后身。柏定说，这座雕像原在高雄，市长陈菊命人将其大卸八块运来，桃园县府请艺术家拼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位艺术家给了现在的雕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名称：“伤痕·再生”，并在标签上说明，许多碎片无法拼接，为了保存一段历史，便将裂纹和切口保留了下来。

    从雕塑公园一路向北，转过一泓清秀的湖水，就看见一座小四合院。院门两边各有一位肃穆的礼仪兵，院内一座福字屏风，三面房舍的门窗皆漆成浅蓝，庭院四角的树枝上花朵繁盛。正房里蓝色的地毯上停放着黑色大理石棺椁，墙上一幅蒋先生的半身照片。我低声问过工作人员，确认蒋先生没有下葬。看来以前所闻不虚，他的遗愿是归葬家乡。我们返回湖边拍照一番，便驱车前往角板山行馆，那是蒋先生一家郊游住宿的地方。现在馆内陈列着他们的生活照和宋美龄女士的画作等物品。馆外有座思亲亭，是老蒋先生歇息观景、小蒋先生服孝静思的地方。那天亭子里挤满了参加军训的高中生，我们几个便到一旁的护栏边向下观看。风光真美！一弯碧绿的湖水怀抱青山，上跨一道银色吊桥。护栏前的解说牌介绍，蒋先生常来这里，因为此处的景致酷似他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这种深切的思乡之情不免令观者动容。

    从角板山下行至头寮，就到了蒋经国先生停灵的地方。那里的四合院及所有布局，都与其父的陵园一样。只是正房似乎小了些，内里还有蒋方良女士的棺椁，体积不足她丈夫的一半，可能里面存放的是骨灰。院里原本静悄悄，不想来了一群大陆游客，高声大气地问答喧哗。院内的工作人员不断低低地劝说他们“轻声”。幸好这些大嗓门呼啸而来又迅疾离去，整个院落很快归于宁静。迈出院门，我又观望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暗自忖度，或许因为两位蒋先生都期盼落叶归根，选择的停灵处就像临时客栈一样，怎么看都不似于右任先生的墓园那般开阔通畅。我想，随着两岸的和解逐渐深入，他们落葬家乡的遗愿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