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魅力经久不衰的科技史著作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编史传统的国度，科技史的写作亦源远流长。太史公开榛辟莽，所创“八书”中《乐》、《律》、《历》、《天官》、《河渠》等，多涉及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某些技术操作，指其为科技史的胚芽不为过分。20世纪史学大家如邓之诚、吕思勉、郭沫若、范文澜、钱穆、翦伯赞、周谷城、尚钺、白寿彝等，皆以通贯古今名世，其传世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科技史的内容，有的大师甚至直接延聘科技史专家参与撰稿。

    近代以降，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彰显，体现在编史观念上，那种以王朝兴废为主线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学著作不再被奉为当然的“正史”，尽管学者们今日仍然沿用这一术语。反过来，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科学与技术，以及创造历史的关键角色——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工匠、医生们，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技史就逐渐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脱胎于一般的历史学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因研究对象的特殊而具有许多独特的学科特征，进而对从业者的知识背景与专业训练有着不同于一般史家的严苛要求。

    早期的科技史著作多由在相应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书写，无论中外都是一样。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题材的拓展，特别是随着学者们对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之认识的深化，就需要一种能够跨越学科通贯古今的科技史读本了。

    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就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的最新修订本。

    《史稿》由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82年，首次印刷16300册，面世之后好评如潮，当年即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国内众多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史大家均留下了赞语，诚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所说，该书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1984年，该书重印时略有订正；其后又经重印，至1985年第3次印刷时，累计印数达59500册。

    这一次的新版以1984年重印本为底本，由作者加以补充和修订，更新了插图，又将原先的上、下两册合为一帙，制为16开本。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10章，远迄旧石器时代，近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总计65万字。在举国上下大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这一修订版，使《史稿》成了一部真正的跨世纪著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史稿》初版问世之际，恰值20世纪80年代那一波中国文化热兴起的前夜，之前则有滥觞于70年代末的“科学的春天”，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经过将近30年的时间，《史稿》仍然受到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欢迎，虽然一再印刷仍旧脱销。它还被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指定为教材及考研参考书，并被译为日文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台湾则有木铎出版社改名为《中国科学文明史》以繁体字印出。尽管后来国内又出现了数种类似题材的书籍，《史稿》至今仍是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至好选择，也是研治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可靠向导。所有这一切，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时代之机缘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之外，该书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专业性强。《史稿》的几位作者，本来都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分别专攻数学史、农学史、天文学史、物理学史、技术史和地学史，其中几位堪称该学科领域顶尖的专家，他们又广泛征求并吸纳了研究所内外同行及相邻领域专家的意见，因此在科学原理、知识内容与技术细节的阐述上颇为精炼到位，这是后来的某些同类读物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是门类齐全。中国古代有关自然知识的探索，恢弘而成蔚然大观者，向有天、算、农、医四科之谓；其实四者之外，自成系统且与科学技术有着某种姻缘的也还不少，如炼丹、堪舆、金石、本草、星占、律历等即可入流。中国又被誉为“发明的国度”，除了妇孺皆知的“四大发明”之外，瓷器、漆器、蚕桑、丝绸、针灸、水稻种植、赤道坐标系、与算法口诀紧密配合的算盘、青铜铸造中的某些关键技术（合范法、失蜡法等）等，都在人类文明史上拥有绝对的发明优先权。《史稿》涉及的知识，如果套用今日的学科划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地理、采矿、气象、医药、冶金、陶瓷、食品、造纸、建筑、桥梁、航海、造船、水利、纺织、印刷、机械等等，这也构成了日后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编撰出版大型《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的基础。

    第三是体现了内史与外史两种研究进路的结合。除了对知识本身及发展线索的准确描述之外，《史稿》对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外部因素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相关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时尚与思想潮流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例如讲到战国时代的学术繁荣，就指出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动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而私学的兴起造就了大量的“士”，后者不但在军事政治等方面为王侯出谋划策，许多人还从事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研究。又如讲到宋代科学技术的繁荣，就联系到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知识传播的进程；而交子、会子等纸币的流通不仅适应了商业的需要，反过来又刺激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第四是对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物的重视。中国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存留至今的古代遗迹与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为历史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研究素材。《史稿》的作者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广泛援引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或与相关的史料印证，或填补某些文字记录方面的空缺。举其要者，就有半坡先民的半穴屋遗迹，河姆渡稻作及木构建筑残存，钱三漾出土丝织物及木桨，各种青铜器、铁器及型范，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二十八宿漆箱盖，大冶铜绿山春秋时代的铜矿井遗址，汉画像石上反映的纺织、牛耕与冶铁场景，马王堆出土地图、医方、漆器及丝帛品，泉州出土宋代海船，南京出土明代大船舵等。这些实物的出场，为中国古代文明在科学技术上达到的高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第五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同域外文明的碰撞及相互影响。《史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处理这一题材，如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及中亚、西亚地区的科技交流，宋辽金元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科技交流，以及明清时代的“西学东渐”、“洋务运动”背景下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大规模传入等。此外，该书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若干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不同族群、不同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互相交流与融合的情况。

    以上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史稿》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史稿》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成立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由杜石然先生领衔。今天，六位作者中的一半，曹婉如先生、金秋鹏先生、陈美东先生已先后作古，健在的几位也都步入耄耋之年，思之感慨丛生。

    《史稿》修订版杀青前夕，杜先生跨洋驰电命补序文一篇。吾小子何识何能，学业不精，更不能通达，只是胡乱翻过一些书而已。但师命难违，惶惶中草成此篇，还请吾师及众方家鞭正。

    （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序言，这里发表时做了删节，并略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