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来多元书文化的沟通和对话

    “书史”这一名称，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陈彬龢、查猛济著的《中国书史》。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郑如斯等学者又相继编有《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等以“书史”为名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此外，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书籍编纂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等方面的论著，都是中国书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

    这些著作关注的焦点是书籍本身的发展史，即书籍的形制演变、编纂、出版、流通、收藏等等，反映了中国书史研究的独特学术理路和传统。米盖拉（Michale  Bussotti）、贾晋珠（Lucille  Chia）、包筠雅（Cynthia  Brokaw）等研治中国书史的海外学者曾评论道，这些研究比较重视书籍的物质形式和生产技术，对书籍的文化意义和书籍背后的社会史的研究则有所缺略。最近20年来，一批海外中国学家致力于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和理念，开拓中国书史研究的新领域，写出一种别具新意的中国书史。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这些海外中国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坦言，其理论与方法借鉴和移植于近几十年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成果。

    这里所说的书史（book history），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樊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书史不仅是这些局部或侧面的集合，更因为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富有更深广的内涵。它又不仅仅是关于书籍自身的历史。书籍不是孤立存在、凌虚蹈空的，它在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书籍有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书史研究的对象。因而它绝不仅仅是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更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这决定了它必然是融汇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由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研究领域。研究书籍的形式、内容、版本、整序、校勘、辨伪等，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的领地；探讨阅读习惯、阅读心理、读者对书籍的接受机制、文本意义的主宰者，文学理论家驾轻就熟；考察书籍生产传播模式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历史学家的拿手好戏；社会学家对于深刻地阐明书籍的社会属性、书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传播学家则以其独特的视角洞悉书籍的本质，对书籍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作出解释和预见。书史是一门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学科。这从本书所论及的璀璨群星中即可见一斑：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学家有麦克科洛、格雷格、鲍尔斯、亚当斯、巴克、马丁，文学理论家有麦肯锡、麦克盖恩、奥恩、麦克卢汉、巴特、伊瑟尔、菲什、热奈特，历史学家有费弗尔、达恩顿、夏蒂埃、爱森斯坦、金兹伯格，社会学家有福柯、杜吉德等。

    在国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注意到书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以后又陆续有学者撰文介绍西方书史研究的动态。进入新世纪，出现了几篇深度评述西方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文，同时一批西方书史研究著作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西方书史的研究成果正在全面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然而目前对西方书史研究成果的引介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欠缺，一些重要的方面还存在遗漏。另一方面已翻译出版的西方书史研究论著多是实证性研究成果，理论性著作尚付阙如。全面系统地把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仍是当务之急。这正是译者翻译本书的初衷所在。

    本书从书史理论沿革，口述、书写、印刷、数字出版等各种传播模式的发展演变，作者观念、作者身份的形成与变化，书籍生产传播流程的各个参与者，阅读与读者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书史研究的学术史、各主要理论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西方书史研究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书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本书有限的篇幅里所列举的仅仅是一些主要人物和著作，还远不是全部。同时自这本书问世以来的几年时间里，西方书史学界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在此仅就译者见闻略举一二。理论和通论方面有莱斯利·豪萨姆（Leslie  Howsam）的《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的方向》（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西蒙·埃利奥特（Simon  Eliot）、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编的读本《书史手册》（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亚历克西斯·威登（Alexis  Weedon）主编的5卷本《西方书史：重要论文文库》（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West:  a Library  of  Critical  Essays）等等。实证研究方面有达恩顿的《诗歌与警察：十八世纪巴黎的传播网络》（Poetry  and  the  police :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约翰斯的《盗版：从古腾堡到盖茨的知识产权战争》（Piracy :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from  Gutenberg  to  Gates）、安·布莱尔（Ann  Blair）的《要知道的太多：近代以前学术信息的管理》（Too  much  to  know :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以及由安·霍金斯（Ann  R.  Hawkins）主编的《书史》（The  History  of the  Book）丛书等。

    此外，这本书还有些“名不副实”。它名为《书史导论》，实际上只是西方书史的导论。本书中所介绍的理论成果，几乎全部是以西方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即使其中偶尔提到印度、新西兰毛利人和美洲印第安部落等地的案例，对这些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也都是由西方学者完成的，缺乏来自本土的视角。它反映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西方学者建立的书史研究框架里，几乎没有西方之外的各种书文化的位置。

    一个真正完备的书史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世界上各种优秀的书文化成果。中国、印度、埃及、伊斯兰世界、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文化都有着悠久灿烂的书文化，但在这本以《书史导论》为题的书中却鲜有论列，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书的原作者专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表明，西方学者也在对东方的书文化投以关注。但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局面，除了西方学者的努力，更有赖于来自其他书文化背景的学者贡献出自己的理论成果。各种书文化之间首先必须有起码的了解和对话，否则遑论书史研究的整合。一部全人类的书史，应该由世界各国的学者共同书写。

    中国的书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几千年来未曾中断，延绵不绝；中国又是印刷术诞生的国度，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手抄本文化交相辉映。中国书文化的连续性和丰富性是世界其他地区文明所难以比拟的。中国书史的若干重要特点，例如印刷术与传统社会的调适与融合而非像欧洲那样导致剧烈的社会变革，雕版印刷术长期占据出版技术的主流地位等等，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书史理论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中国书史能够为书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构建提供许多新的资源，任何不能反映中国书史丰富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实践的书史理论体系，都是不完整的。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书史的书文化大国，中国在国际书史学界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在借鉴西方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符合自身书文化特点的学说和理论体系，与国际书史学界展开积极对话，是一项兼具使命感和吸引力的工作。

    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为推动这种沟通和对话增添一点助力。

    《书史导论》，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蒂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