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的朴学及其可能

    “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作为舶来之学的“比较文学”，自其勃兴而今不足百年；而中国传统的“朴学”则绵延久远，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若依比较文学学科为我们提供的“跨越性”视角，从学理上说，此二者似不无可“打通”之处。然而落实到学术实践层面，躬行尝试者不多，原因不难想见：书斋中的老派朴学学者对外来学问方法并不感冒，而新派学人又鲜有前者所具备的国学根底，质言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下，兼具中外学问视野的中国学者之稀出，使得中国学人在面对国际学界时，从视野到方法上都始终无法底气满满地回答这样一个质问，即：这一中一外、一古一今的两种学问方法何以“打通”、能否/如何融通、共生乃至相得益彰？

    30多年以来，王晓平将他的这些思考贯穿到对东亚文学经典的解读之中，试图赋予古老的朴学以跨文化的视野，作出了艰苦的探索。2011年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中的《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一书的31篇文章，便描绘了王先生多年来“荆棘中独行”的足迹。

    喜开掘，求融通，是我读后的第一印象。这些文章几乎没有发表什么当时的热门论题，但数年、十数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共同探索的行列中来，日本古典文学史这样，亚洲汉文学也是这样。在作者看来，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对象，无疑是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抛开对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思考而关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他是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待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的。中国学术经历了汉学、宋学、清学而走到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不可能在与前代学术的断裂状态中另谋出路。清代朴学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忽略域内他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研究的现象，在这方面的积累少之又少。现代社会为域外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际遇，而很多域外文化研究者却忘记了包括朴学在内的学术宝库中的利器。王晓平由先秦文学研究闯入日本古代文学领域，他品味日本古代文学的方法，不离朴学实事求是的基准，也沿续了重小学功夫（文字、训诂、音韵之学）、重实证、因事寻理、力避空疏的习惯。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亚洲汉文秘宝富兮，小学为钥开府库；东西学理本相彰兮，考据是根寻沃土。译解作干风姿殊，比较绽花何芬香馥。口号织锦兮非我服，术语缝裳兮畏空疏。”这一段话可以解读为，在对汉文学的研究方面，研究对象从域内汉文学扩展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以及古代琉球等国家与地区的亚洲汉文学，与此相关联，则是将汉字研究也扩展到这些国家的汉字史。在研究方法上，将我国敦煌学积累的写本学方法运用到古代亚洲汉字写本当中，构成扎实的资料基础和学理基础；以此开始的解读和翻译研究，则成为考据顺理成章的进展，最后才在“互读”，即对双方或多方理解的背景下寻求比较研究的突破。《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分“中日诗学探幽”、“文学交流史窥道”、“亚洲汉文学精义”、“日本中国学的公众视野”、“东亚写本考论”5部分，这也正是30年来作者筚路蓝缕用心开拓的5个新领域。书中收入了作者相关著述的序言、讲演和论文。这5个领域有的是近30年兴起的学问，如作者1987年出版的《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是最早以文学交流史为名的专著，而今天中外文学交流史、学术交流史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有的是方兴未艾的学术增长点，如东亚写本学研究，由于写本在文化寻根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西方对写本的研究十分重视，耶鲁大学图书馆就设有写本收藏馆，而在我国和周边各国对汉字写本的研究还处于零敲碎打、各自为战的“初级阶段”，读作者这些文章，就好像随着作者在这些新天地中跋涉，品味着独攀者的艰辛，也领略着早行者的清爽。

    重发明，忌空论，是作者的学术追求。在作者看来，外来的比较文学理论不是中国材料的“套封”，而是需要认真甄别、剔抉和消化的“食材”，因而不搞“外来术语、中国材料”的简单“套装”，着重在发现和解决文学现象和作品解读问题上用力气。作者在《日本中国学文萃》序言主张：“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作者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比较文学结合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描述中日1000多年的文学交流史，对亚洲汉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拓宽了诗经学、敦煌文学和诗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日本《万叶集》等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注入新的思路，并因此成为获得日本奈良万叶世界奖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雅致与平易之间求平衡，是作者追求的文字风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注重表述方式凸显汉语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著名敦煌学家柴剑虹在为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而写的《趣博旨约，识高议平——〈日本中国学述闻〉读后》一文中说：“现在，读了他的《述闻》，则使我想起了早年王国维先生评述沈曾植的10个字：‘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一评价也适合于《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全书信息密集，无生涩空洞之语，文笔清新自然，流动于典雅与平实之间，融入了作者在日本大学任教10余年的文化体验。当然，文章发表跨度30余年，在引用、注释等方面做法不尽一致，有些重要文章由于篇幅所限未能收入，书后未能附上参考文献和必要的索引，这些都是再版时可以完善的。

    在序言中作者说：“超时空之旧经典，含生咀熟；跨文化之新朴学，穷追痴逐。”作者从东亚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品味到不尽的乐趣，也让我们感受到对“跨文化新朴学”所怀抱的猛追穷寇般的决心。这使我脑海中不禁涌出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两句诗：“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可以说，《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是一本埋藏着许多提问的书，中日韩各国诸多优秀作品还存在不少我们尚未读通的疑点，需要去做好填空；而面对电脑手机大有取代手书之势、英语走强不止的态势，汉字文化如何传承，汉语文学如何发展，东亚文学如何互读与共享？更是亟待学者们思考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