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坦荡荡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从师承辈分来算，赵宝煦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是师祖。所以到我入学的时候，赵先生已经年近八十，不再开课了。但他也曾给我们作过几次讲座。有一次讲“文革”的起源，其实主要是讲“文革”与北大的关系，赵先生是亲历者，他知道的真相比较多。当时我才大二，阅历尚浅，不太能明白赵先生讲学之妙处。唯一的印象是，他声如洪钟，不急不慢，用词很平和，即使是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是就事论事，不带很强的褒贬色彩，不像有的人那么激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文革”中的一些遭遇：受了很多折磨，一生中最黄金的时光荒废过去。但时过境迁之后，他仍能以平常心来回顾过去，以宽恕心来对待他人，丝毫没有怨憎激愤，这确实是了不得的修养。有几个大人物、大学问家能像赵先生这样坦荡？谁受了大委屈之后，能没有报复之念头？王阳明有诗云“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这恰是赵先生的写照。

    2004年留校工作后，我与赵先生的接触多了一些。赵先生有时候会打电话找我办点事情，但他真的很客气。比如，张汉清老师去世后，赵先生给我电话，问不知道学校哪位领导会去八宝山送别，会不会从蓝旗营出发，他最近身体不好，不方便出行，所以想搭车一起去。我当时很感慨，赵先生是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完全可以要专车接送，但他在任何一个小事情上，都是谦卑谨慎的。

    每年赵先生的生日，均召集门生弟子聚会，我也有幸参与。这样的聚会，其乐融融，大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氛围。赵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爱惜得不得了。其中，有一位在国内外思想界名气很大的人，那一段时间很不顺利，境况很差，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赵先生过生日一定把这个人请来，而且要隆重地介绍一下他的近况，说他又编了什么书之类。有一年这人终于换了工作，情况好转了，赵先生专门在聚会上对大家讲，某某某过去遇到了困难，现在都好了，我很欣慰云云。我作为旁观的小字辈，也觉得感动。

    赵先生的学生里边，成名成家的不少，当了大官的也不少，但也有不成器的。赵先生对他们的关爱，其实是一视同仁的，他希望每个学生都好，谁倒了霉他都心疼。不过，有的学生未必能理解，有时候会埋怨老师偏心。比如有一个学生，老实说学问很糟糕，但是自我感觉极好，老也评不上教授，就觉得赵先生对他不住，对赵先生也不是太尊重。有一次他犯了错误，有司要处理他。赵先生赶紧找人说情，希望念在他是个读书人的分上，免于处分。这个学生最后估计也不知道是赵先生挽救了他，但旁人都很清楚，感叹赵先生宅心仁厚。

    还有一件事情，是一位老师转述的。这位老师学问很好，但个性刚烈，一度郁郁不得志。有一次赵先生找他谈，他就发了很多牢骚，指出许多人靠钻营上位，抨击士风不振。赵先生看了他半天，只说了八个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回来以后，一下子感觉开朗起来。

    这位老师向我转述这个话，其实也是要将赵先生的教诲传达给我。世道分清流、浊流，自古皆然。你既然有自己的选择了，何必还与那些污浊小人去计较得失。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自己克制住自己的欲念，只管追求高深学问、涵养浩然之气，自然能留得清气满乾坤。

    赵先生一直都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他去世之后，我才收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编的第21期《院友通讯》，上面有他给1963级院友的祝词。他说，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要汲取重要的教训，就是要坦坦荡荡做人（不怀“机心”，不图“侥幸”），实实在在做事（造福国家，不求“当官”）。这两点是赵先生为人的原则，是他的风骨，也是他给我们后学最宝贵的财富。

    赵先生已经走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著述或有时而不章，他的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他高贵的人格、庄严的师道、坦荡的胸怀、仁义的精神，必能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