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丽如的书馆情结

    从1979年宣武说唱团恢复以来，没有现成的书馆了，我和贾建国就一直在打地、开荒，再打地、再开荒……录完电视评书《康熙私访》之后，我说：“我还得回书馆，这一辈子我就是书馆情结，我离不开书馆！”为什么？为了评书的传承，也为了舍不得扔掉的评书演员的真功夫。

    我爸爸说书的时候，北京有七八十个书馆；我学说书的时候，北京有40多个书馆；到“文革”开始前，书馆还有26个；等1979年宣武说唱团复团时，没有书馆了。1980年我38岁，木板房里把地扎。没有现成的书馆了，打地去。贾建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到外面踩地方，“文革”后北京的第一个书馆龙潭湖图书室就是他去联系的，搭木板房说书也是贾建国的主意。就在现在湖广会馆旁边，原来是一块空地，他和领导一商量，搭了三间木板房，能装150名观众，这在当时就已经挺阔的了。

    1980年3月16日到4月30日，我在虎坊桥木板房里说《东汉》。每天下午2点演出，中午12点就满座儿了，不光是北京的听众，天津人都来。两毛钱一张票，加上茶钱，平均每天收入22到24块钱，我记得最后一天收入是29元9角7分。在木板房说书的时候，我的颈椎疼，唐山大地震那时候落下的毛病，当时不知道是颈椎骨刺。正好，椿树医院要装修，他们也看准了现在湖广会馆旁边这块空地，挨着我们书馆卖茶这间屋子，在那边搭了五间房，临时开了按摩正骨科。贾建国就是心眼儿多，找医院一商量，在两边木板房挨着的地方开一大窗户，我在这边说书，白天没病人的时候那边的大夫可以听听书。人家特别高兴，天天听。听完书，散场以后，贾建国把我带那边儿去了：“您给我媳妇捏捏这脖子。”这倒好，他们白听书，我白按摩。

    在木板房还有一个人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男孩子老去听书，20多岁吧，长得很不错，个儿也不矮，雪白的牙齿。他跟我说：“连老师，我想跟您学说书。”我也没往心里去。过些天，这孩子给我送了特别大的一个包，里面中华烟、酒什么的，他说：“说什么您也得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跟贾建国一提这事儿，他说：“你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你还不会说书呢，收什么徒弟啊！”东西还给他了，可这孩子不死心，后来从木板房又追到了鼓楼。我在鼓楼说书，他又天天去。1980年，一个工人也就挣40块钱，到了中秋节，这孩子拿出10块钱：“连老师，您买月饼吃。”贾建国又说：“你不许收这钱，也不许收这徒弟。你收了人家就得教人家。可你自己还练着呢，教不了啊，误人子弟！”也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去了哪儿，没收他我也觉得很可惜。

    因为“文革”以前鼓楼有书馆，贾建国就跑到东城区文化馆去联系，看在鼓楼能不能开书馆。东城区文化馆那时候就在鼓楼，正好归他们管。现在您到鼓楼去参观，各个门洞卖工艺品了，那时候给我们腾出一个朝东的门洞来，同意我们在门洞里开书馆。我是头一个去的，1980年5月22日到6月24日，我在那儿说《东汉》。每天两个钟头，团里给补助两毛五分钱，比原来一毛二分五涨了一倍。

    每天我骑着自行车由打光明楼，顶着大太阳，骑到鼓楼那儿去说书。中午要给我母亲、闺女、贾建国做得了饭。吃完饭，下午我去说书，贾建国上别的地方演出去，给他姐姐贾连芳弹弦。散了书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再去闺女的学校幸福小学，找老师，问今天给女儿留什么作业，什么造句，给默什么写，到家做晚饭。晚上辅导闺女做作业，伺候母亲洗完睡下。等这些都干完了，夜里我再准备书。

    鼓楼的门洞很大，能坐200多人，里面真凉快，就是现在条件好了，也用不着空调。那时在台上说书穿什么？我紧紧巴巴买了件的确良汗衫，小紫格儿的，买那么件汗衫就很“臭美”啦，我上台有演出服了。《东汉》说了整一个月，天天客满。后来我又在鼓楼院子里南房说过书，好多老听众去了给你摆上烟，摆上糖，摆上糖葫芦，赶上粽子节给你摆俩粽子，你能感觉到老听众对评书的这种爱，非常温馨。

    贾建国是最能逼命的人。1981年11月，我去唐山矿区演出过三天。刚刚回到家，贾建国就说：“我给你联系好了，去演出。”他让我上哪儿？农村，固安南义后。一个是演员演出，团里能给一些补助。因为贾建国挣63块钱，我才挣40多块钱，我得养活我妈，他还得给他妈钱，我们还有孩子，生活挺困难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说书，得有地方说书。开一个书馆，散一个书馆；开一个书馆，关一个书馆。如果不到农村去，当时根本没有书馆可上。

    固安南义后有一个能人，姓杨，长得非常富态，在北京做买卖，他一个人带动了全村人致富。那时电视里刚开始播第一版的《水浒》（1980年版），您想当时谁能买得起彩电？北京人都买不起，可他们村里的人能买得起。南义后村民致富了，有点儿钱了，也需要文化生活，就请我跟贾建国，还有我们团唱西河大鼓的演员张秋影三个人去演出，在农村那儿管吃管喝。

    整整一个寒假，等于在那儿开一个书馆。演出地点就在村办公室外边的大院子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太阳最足、最暖和的时候，我得让给张秋影。张秋影说《大八义》，西河大鼓长书，我们那口子给弹弦儿，她说的时候我替她看孩子。我们闺女比她儿子大，我照看这俩孩子。我接2点到4点的场，太阳快落山了，就开始冷了，我说《东汉》。每天上台前我得先打一针止疼针，好在后台旁边就是卫生室，因为那时我肚子常常疼，特别疼，后来才知道是胆结石，当时不知道，疼得我心脏都不好受，含一片硝酸甘油，然后上台。就这么带着病坚持演出，为什么？说为了挣点儿钱，可那点儿钱真不管什么事儿，就是为了提高艺术。每天说完书，我和张秋影干什么呢？贾建国给我们出主意——炒面。人家队里给我们两口袋白面，我们把这面炒好了，带回去当油炒面吃，省钱哪。

    虽然有很多苦，但现在我为什么不含着眼泪说这些东西，因为走过之后再想起那些苦，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锻炼。

    1985年，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在地坛庙会开书馆。1985年第一届春节地坛文化庙会非常隆重，从2月12日到2月24日，一共13天。因为是第一次恢复庙会，在北京震动很大。面人儿郎、白水羊头、茶汤李，都去了，办得非常规矩。庙会由东城区文化馆主办，他们希望把评书作为一个重点，就找到宣武说唱团，请演员在地坛庙会开一个书馆。别人都不去，因为书馆开一个，关一个。我说：“我们去。”都认为没人爱听书，可当时我们怎么想的呢？我们觉得老人想回忆过去，年轻人想知道评书是怎么回事，进书馆是怎么回事儿。这买卖肯定错不了，我们信心很足。

    说我第一个到地坛庙会办书馆，那是因为别人都不愿意干。后来领导给了一个宽松政策：因为春节休息，你们去干，收入归你们。书馆就开在地坛公园里面的风入松，三间北房。从庙会前期的经营策划我们就跟着，怎么布置书馆摆桌椅，应该卖点儿什么小吃，贾建国动脑子，跟地坛庙会谈，让他们做豌豆黄儿、宫廷小窝头、玫瑰蜜枣，再加上一盘儿瓜子儿，一杯盖碗儿茶，连我们说书，4块钱一张票。从腊月二十三一直到正月初五，每天从早起9点钟一直说到休园，每场1个小时，我说45分钟，《东汉》“头请姚期”、“战昆阳”；《三国》“赤壁”，找热闹地方说。观众前门进后门出，倒场15分钟。一天得说六七场，外面观众还排大队。

    进入公园不远处就有一座被松林掩映着的茶馆叫“风入松”，外部装饰和内部摆设都古香古色。一进门就见店伙计配一身熟虾色的锦缎袍子，肩搭汗巾，手拎铜壶，浅笑迎客。雅室不大，门神、对联等物均为《茶馆》作者著名文学家老舍夫人胡絜青所赠。茶馆内摆十张茶桌，各有四条长凳，每桌可坐八人。我们进来的时候，但见茶室内座无虚席。

    我们也真没白辛苦，地坛庙会主办方后来专门出了一个总结小册子，在册子最后说效益最好的就是风入松书馆。我们没想到收入7000多块钱，和园方三七分账，我们挣了5000多块钱。5000多块钱在1985年真不少，确实是辛勤的劳动带来收获，但最大的收获还是扩大了北京评书的影响。书馆场场坐满，外面还排大队。年轻人都说书馆的书好听，这说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需要，不光是对评书的喜爱，更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氛围的喜爱。

    记得那年的书馆也去了不少名人。我们预演的时候，第一天陈昊苏来了。陈昊苏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对我爸爸也很尊重，还跟我提起他也是师大附中的，我们是校友。第二天，胡絜青去了，怹认识我，老舍先生和我爸爸是朋友。胡老看我使一把白扇子，当场在上面画一枝梅花，现在我还留着呢。布置会场的好多年画也是胡老从家里拿来的。庙会第五天，黄华副委员长去了，是贾建国接待的。黄华副委员长边品茶边听书，非常高兴，题了四个字：“古城春色。”

    那届地坛庙会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书馆。这件事原本好多人不愿意干，但是我们干了。后来从中国开到国外，从新加坡开到美国，从华盛顿开到洛杉矶。我觉得跟听众面对面地去说书，确实有助于提高评书技巧，评书就是这么一种艺术。

    （本文摘自《我为评书生——贾建国、 连丽如口述自传》吴欣还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