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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21日 星期三

    著译者言

    “醉舟”航程:从读兰波到译兰波

    王以培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14 版)
    兰波

        第一次听说兰波,是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法语系金丝燕老师的课堂上。在那时,我偶尔走进北大法语系金老师的课堂,第一次听到法国“通灵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这个名字,还有“象征主义”。

        当时,我还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的一名大二本科生,听到金老师讲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讲波德莱尔、讲魏尔伦、兰波,感觉就好像在茫茫沙漠中忽然遇见知己和领路人,那份“战栗”正像象征主义诗歌中所描写的。回想起来,对我来说再也没什么课堂曾像金老师的课堂那样令人沉醉,令人鼓舞。究竟是课上所讲的诗人与诗歌吸引了我,还是金老师那灵光四射的精神气质令人折服,至今也难说清楚。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遇上了上上个世纪末,一群“颓废”的法国诗人;他们同样在精神世界里经历着痛苦挣扎;同样感觉自己“既是新世界的组成部分,又是旧世界的囚徒”,并以自己年轻的心,不惜一切地冲撞着“世纪末的阴空”。这种隔世交,生死缘,心灵的感应与“契合”,远远超乎世人的想象。像海子、顾城、戈麦、骆一禾,这些诗人日后的自我毁灭,与他们心灵深处那些“远方的诗人与诗歌”密切相关。

        记得有一次,我最好的一位诗人朋友西蒙突然失恋;我陪他喝酒到深夜,醉倒在马路边,当时他含着眼泪对我说:“你知道么,我现在内心深处,就好像一座华丽的城楼,冒着烟,无声无息地坍塌了。”而日后,我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秋歌》之一) 中,看见了同样的话——

        “我颤抖着倾听根根断落的枯枝,

        比断头台的回音更加阴沉。

        经不住这重锤不倦的撞击,

        城楼坍塌:一如我颓丧的精神。”

        而当时,《恶之花》还没有中译本;西蒙也没有学过法文——他当时和另一位诗友水琴正在埋头翻译英文的《史蒂文斯诗集》,还有叶芝的《幻像》,泰戈尔的《生命的实现》。他们的译本与《兰波作品全集》的中译本一样,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而不久前西蒙告诉我,搬家的时候才发现一摞摞的《史蒂文斯诗集》还堆在床底下呢,那是当年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全部报酬。与此同时,有不少青年朋友问我:哪能买到《史蒂文斯诗集》?我说:买不到,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们。我们当时写诗译诗,的确只是为了送朋友。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状态”。

        回想起来,当时种种“巧合”让我更加确信:在有限的与无限的事物之间,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事物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对应”与“契合”,而这也正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精髓。我相信,好诗都是蘸着心血写成的,好的译诗也是如此;仅仅懂得两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翻译兰波诗歌的漫长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

        言归正传,诗人兰波究竟是什么人?简言之,相当于音乐中的莫扎特;他的一生只活了37个春秋,而他全部的文学创作,完成于14至19岁,此后他便放弃了文学,流浪至死。诗人马拉美称之为“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横空出世的一颗流星,毫无目的地照亮自身的存在,转瞬即逝。”日后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美国的“传统歌手”(他自称)鲍勃·迪伦,都将兰波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前辈和先驱者。在纪实故事片《鲍勃·迪伦的七副面孔》中,其中有一个“鲍勃·迪伦”正是诗人兰波。而作为一名孤独的反抗者,在沉默与苦难中创造文字与生命的双重奇迹,兰波这个名字已融化在人类诗歌精神的血液里,成为“永不妥协”与“奇异创造”的象征。

        2000年,我在法国游学时,看见各种版本的兰波诗集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从地摊到各种精品书屋,兰波的作品与头像几乎都被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或许是兰波天神般的面孔太抢眼的缘故。这不禁让我回想起1870年8月29日,当16岁的兰波第一次离开家乡,那座封闭的小城夏尔维勒,初次来到巴黎的时候,“刚一下火车就被抓住,因为身无分文,还欠了13法郎的火车票钱,我被带到了警察局”(兰波书信);在被关了两周之后,才由一位老师出面,将他保释。这封信,我有幸译到,就收在《兰波作品全集》中。

        兰波这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同时也是一位“通灵者”。正如兰波写给老师的书信中说:“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使自己成为一个通灵者。”而“必须经历各种感觉的长期、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与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未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磨难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到达了未知。当他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而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孩子—— 

        “七岁,他开始写小说,

        写大漠中自由放浪的生活,

        森林、太阳、河岸、草原!

        ——他开始翻阅带插图的小报,红着脸

        看那些嬉笑的西班牙女郎和意大利姑娘。”

        这是兰波笔下的《七岁诗人》:

        “喜欢体味幽深的事物”,一个人“躲进蓝色小阁楼,关上百页窗,呼吸着屋内潮湿的空气”。

        再看这首《元音》:

        A黑,E白,I红,U绿,O兰,元音,

        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

        苍蝇身上的黑绒背心,

        围着腐臭嗡嗡不已;

        阴暗的海湾;

        E,汽船和乌篷的天真,

        巍巍冰山的尖顶,白袍皇帝,伞形花的颤动;

        I,殷红,咳出的鲜血,

        美人嗔怒或频饮罚酒时朱唇上的笑容;

        U,圆圈,青绿海水神圣的激荡,

        散布牛羊的牧场的宁静,

        炼金术士宽阔的额头上的智者的皱纹。

        O,奇异而尖锐的末日号角,

        穿越星球与天使的寂寥:

        ——噢,奥米茄眼里那紫色的柔光!

        记得金老师在讲这首诗的时候说:“这首诗是天书,没有人能读懂。”当时我暗下决心:必须读懂。日后通过漫长的学习和旅行,“蓦然回首”,自以为懂得了这部“天书”,我兴奋地跑去告诉金老师:“不难理解,这是兰波把法语看成了象形文字了!”金老师笑了,她其实早知道。当时她已举家迁居巴黎。记得在拉丁区一幢19世纪的老房子里,我与金老师久别重逢,带着刚出版的《兰波作品全集》,并在扉页上写着:“金老师,听了您的课,交一份昨业。学生……”碰巧的是,那天金老师家里高朋满座,当年诗坛的领军人物北岛,还有流落海外的各路神仙一一在座。

        金老师说:“想不到老四走在我们前头。”老四是谁?是电影《大浪淘沙》中的一个人物;说的是在大革命时期,有四个结拜兄弟,老大参加了革命;老二经过一番痛苦抉择也走上了革命道路;老三成了汉奸;而老四呢,从前是一位充满理想的艺术青年,但当革命陷入低潮,老四经不住打击,变得悲观失望。可巧的是,这个角色我一直在暗地里喜欢,没想到在金老师把我比作“老四”——至少自始至终,老四是个纯洁的人。只可惜当晚,“老四”经不起夸奖——或许是太久没有人夸奖的缘故,一时间飘飘然,在酒桌上教训起人来了,大概是说:这些年,我们在国内艰苦奋战,你们却逍遥云云……是夜,半夜惊醒,半天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只知道肯定是喝醉了;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灯,如雪的星辰,一时间想起了兰波的“醉舟”——

        “我了解霹雳闪闪的云天,

        了解骇浪、湍流与龙卷风,

        我洞悉暗夜;

        黎明激荡不已,如鸽群飞扬,

        我曾见过人们幻想中的一切!”                     

        “我梦见雪花纷飞的绿色夜晚,

        缓缓升腾,亲吻大海的眼睛,

        新奇的液汁涌流循环,

        轻歌的磷光在橙黄与碧蓝中苏醒!”      

        当时自己果然“失去了幻觉,而看见了幻觉本身”——原来自己正躺在金老师家主卧的大床上!第二天一早,越过金老师和她的先生在走廊上打着的地铺,我匆匆溜出门外。回到宿舍,金老师来电询问。我说:“正在面壁思过。”而金老师却在电话里回答:“以培,你没什么错。”

        日后,我便成了金老师家的常客。尽管如此,回想起那天晚上的酒后“壮举”,至今仍感汗颜。金老师和北岛他们在异国他乡默默奋斗,个中苦衷是我逐渐了解并理解到的。学过兰波的人,就容易这样醉,这样奋不顾身;“为保持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不仅将诗歌写在纸上,而且写进“大漠中自由放浪的生活”。

        前面说到我与兰波及“法国象征主义”在精神上的“契合”与“缘分”,这里谈谈《兰波作品全集》翻译出版的过程。当年在金老师的课堂上,我们用的是一本油印讲义,应该是北大自己编写的。可惜那本讲义丢失了,但我清楚得记得,其中作者除了金老师之外,还有北大法语系的葛雷老师、社科院的施康强老师翻译的兰波的几首诗。除此之外,我还在程抱一先生翻译的一本《法国七诗人诗集》中,见过兰波的译诗(《感觉》、《惊呆的孩子》、《七岁诗人》、《醉舟》等)。但不知何故,程抱一先生把《七岁诗人》和《醉舟》中的一些诗句整段略去了,连一个省略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些前辈翻译的兰波诗歌,对我日后的翻译大有启发和帮助。因此,在日后的翻译中,尽管仍有些异议,但并不影响我时时从心里向这些翻译前辈致敬。

        日后,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在叫文学院)的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我的导师黄晋凯先生正在编写一套《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日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就是《象征主义·意象派》,是当时国内研究象征主义最全的一个合集。在黄先生的指点下,我花了近一年时间学习并翻译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戏剧和文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法国象征主义打下基础,也在无形中为日后翻译《兰波作品全集》作准备。

        真正动笔翻译兰波是从1998年才开始的。当时,正好遇见北外法语系与我同级的诗友陈树才,我们是当年在北外的一次诗歌讲座上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在写诗并编辑自己的诗刊。诗歌让我和陈树才成了好朋友;从他那里,我借了一本法文版《兰波诗歌全集》。98年再次遇见他时,我说:怎样,咱俩合译?他说好。没想到我们的一时冲动,感动了身边的一位朋友,当时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刘丽华。她说:你们译吧,我们出。这样我就译了一半。可树才当时事情太多,还在译别的法语诗歌。刘丽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就好比一个运动员,自以为拼尽全力冲过终点之后,人们告诉他,还有一半儿呢!说笑归说笑,最终我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与其说是凭借意志力,不如说是出于对兰波的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又让我一鼓作气,把当时手头所能找到的兰波书信也都译了。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各种资料都很稀缺。关键时刻,一位名叫纪晓晖的朋友从伦敦寄来一本《兰波作品全集》,那是196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法文版,包括兰波的诗歌与散文诗《地狱一季》和《彩图集》,还有部分重要书信。我的第一个译本,就以此为原作。待我译完全部内容,刘丽华也兑现了诺言。就这样《兰波作品全集》第一版于2000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刘丽华担任责任编辑。

        回想起来,自从听了金老师的课,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心愿:有如现今人们开始大量引进法国红酒;当年,我们渴望的是将法语诗歌的琼浆玉液引入汉语,让我们古老而神圣的东方语言得到西方酒神的祝福,从而获得新鲜血液与无限生机。尽管道路艰难,自己两手空空,各方面的水准都严重不足,但心中这份单纯美好的愿望还是通过不懈努力得以实现。

        直到第一版《兰波作品全集》中译本出版后,我才有机会来到法国,并在巴黎索邦大学听到专门研究兰波的课程。日后又寻访了兰波故里──位于巴黎东北部的小城夏尔维勒,参拜了兰波墓地和兰波纪念馆,并在当地的小酒馆里与迷惘青年一同讨论兰波,给兰波敬酒。回来又捧着兰波诗集在巴黎街头向过路的白胡子老头询问求教,直至得到满意的答复……就这样,解决了先前一个个没法解决的难题,修订了第一版中的疏失与错误。

        十年后,作家出版社的王淑丽又发现此书,当即决定再版。经过近一年的修订、校对,《兰波作品全集》如今得以全新面貌重新问世。有如时隔多年,轮回转世的兰波重返中国,再度来到我们中间。作为译者,将自己的“作业”再度交到读者手里,心里忐忑不安。在此,我最想说的是,就我个人而言,翻译兰波,让我重新认识到汉语的博大和不可估量的潜力。学习兰波,使我在汉语文学创作中,获得无尽的灵感和深刻的启迪,让我重开汉语之门,创作之门。既然如此,我想,我们和我们的汉语,也真正需要兰波和像兰波这样的“通灵者”,通灵与纯粹的诗歌。而我们当代人,尤其需要以谦卑的心,虚怀若谷的学习态度,从祖先与异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的汉语文学与民族心灵,净化并提升我们的精神。无论如何,祝愿兰波这一叶“醉舟”顺流直下,满载着“新的花、新的肉、新的星、新的语言”,再度进入汉语诗歌的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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