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华 几度风雨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于1924年写下的这段话，道尽了国家兴衰与书业荣枯互为因果的道理。回望中华书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感叹，这家出版机构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缩影，从其每一次沉浮起落中，我们都能看到时代风云的涌动。

    与民国同龄

    1912年1月1日，一家由三个年轻人合资、股本只有两万五千元的小书局在上海成立。这就是后来名重出版界的中华书局。同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书局成立时，主要创办人陆费逵年仅26岁。在那之前，他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深受张元济赏识，并被委以要职。

    那正是“革命声势”日增月盛的年代。对于革命，年过不惑的张元济基本上持观望态度。他仍期待清政府通过立宪度过危机，不愿看到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而年轻的陆费逵则心向革命：早在1903年，他便与革命党人有往来；1904年，他与朋友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售卖《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进入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因批评清政府，被迫出走，“得知（抓他的）消息后，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他曾帮助革命党人吕烈曜到广东参加黄花岗起义。后来发生的事表明，张元济、陆费逵政治立场上的这种不同，对于各自的事业都产生了莫大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据蒋维乔回忆，当时“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张元济“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下，陆费逵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以发动“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

    关于陆费逵的另立门户，一种说法是，陆费逵曾向张元济建议修订教科书，未获允准，这才萌生去意。而郑逸梅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他在《书报话旧》中说，陆费逵为了自己创办新书局，在商务当局向他咨询时，故意说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误导”了商务决策层。对于郑逸梅的说法，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没有凭据，不可采信。但无论如何，商务在教科书修订问题上的反应迟钝，使自己坐失良机，也间接给了陆费逵以发展空间。

    陆费逵选择民国诞生当日成立中华书局，“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此举似乎预示着，此后中华书局的前途将和民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在中华书局成立之前，陆费逵即组织人员，秘密编撰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书局成立第二月，“中华教科书”即开始出版。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当年2月初，中华书局开始营业。“中华教科书”因为是第一套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迅速风行全国。“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回忆说。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则极为被动，虽然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共和国教科书》，但毕竟已让中华占尽了先机。

    中华初创的四五年间，发展迅猛，到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至160万元，在全国设立分局多达40余处，员工也由最初的十余人发展到千余人，一跃成为排在商务之后的第二大出版企业。

    “民主共和是中华书局的催生婆”（周其厚语）。陆费逵领导下的中华书局必然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常有反复。袁世凯欲称帝，1914年3月，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关书局，要求修改教科书，加入颂扬大总统语。陆费逵闻讯，即与商务相商，决定步调一致地予以坚拒，终于得以拒绝。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中华书局颇有影响的《大中华》等杂志，没有像某些刊物那样将民国纪年改为洪宪纪年，而是只表“某月某日”出版。

    1916年间，由于中华教科书中有《日本》《国耻》《明国耻》等课文，告诫学生勿忘国耻，引起日本方面不满，北洋政府致函中华书局，希望书局编书时“措辞能稍微含蓄”，中华书局在回函中表达了毫不妥协的态度，指出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为事实”，倘禁止教科书的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犹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中华书局据理力争，既维护了民族大义，亦坚持了出版自由。

    虽然时局动荡不安，但从民国成立到抗战爆发的二十五年间，都可称得上是老中华书局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除了1917年的“民六危机”中一度濒临险境之外，书局的营业规模和利润额都不断扩大。二十余年间，中华不但在教科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学术图书（如《饮冰室合集》）、工具书（如《中华大字典》《辞海》）、古籍（《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杂志（《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出版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影响力节节攀升。

    无奈的是，1937年抗战军兴，打断了中华书局的发展势头。抗战期间，书局总部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在极度困难情况下苦苦支撑。1942年，中华书局才出了两种书，相比昔日的辉煌，思之令人痛心。而在前一年的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香港。

    艰难蜕变

    新中国成立，中华书局开始了艰难的蜕变。1952年，中华书局编辑所从上海迁往北京，新农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出版农业、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往北京，与在西总布胡同7号的国营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中华书局成了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部分，对外挂两块牌子，分别出版财经、农业、文史、俄语等书籍。1956年，文化部决定将财经社从中华剥离，中华按其原有传统，独立经营，明确提出“今后中华书局的出书范围，以出版各种文史哲书籍为主，包括古籍和有关著作等”。1957年，成立仅三年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书局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1958年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会上指定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明确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

    据胡道静回忆，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转型为古籍专业社，可能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就搞西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

    现在我们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可以发现，1958年作为古籍专业社的中华书局，与解放前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中华书局关系并不很大，但却奠定了此后直至今天中华书局的基本格局。中华书局也由此迎来了中兴，而中兴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就是金灿然先生。金灿然之于新中华的再造之功，正如陆费逵之于老中华的开创之功。“书局给陆费逵先生铸了像，窃以为，当准此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白化文说。

    1958年，金灿然从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任上调入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深深感到，想办好中华书局，首先是要延揽到更多精通古籍业务的编辑人才。金灿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合办了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培养后继人才。他提倡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是当编辑匠，要多读书，多从事研究，多写文章。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很多学者型编辑，并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一个传统，不能不说与金灿然的提倡有关。

    在运动不断的岁月，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提出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八字方针，从1958年下半年起，“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杨伯峻、李赓序、傅璇琮、沈玉成、褚斌杰等，总数将近二十人，加上由于各种原因被视为‘不可靠’的同志，再加上原有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同志，还有失去公职的临时工王仲闻、戴文葆、石继昌、王文锦同志”（据王春的回忆）。金灿然的胆识得到了普遍赞扬，但不知不觉中，却已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在当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中，金灿然的做法有可能被攻击为“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果然，到了文革中，这就成了他的一条弥天大罪，说他“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网络牛鬼蛇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把中华书局变成了“大黑窝”、“右派集中营”，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组织准备”。

    金灿然主持中华的数年间，书局相继整理出版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等图书，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出至100种，著名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也在顺利推进中。

    但一场灾难已逐渐向金灿然和中华书局逼近。1964年，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与文化部相关领导关系密切的金灿然不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惧。如果抛开“帝王将相”和“死人”，古籍整理该怎么做？中华书局书越出越少，越出越难，原来准备公开出版的变成了“内部发行”，已经排版或付型的被封存了起来。金灿然一改以前的开朗活跃，一日日沉默寡言起来。

    文革中，金灿然受到批判，带病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金灿然在北京含冤去世。

    在风雨中坚守

    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宏伟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据工程最重要的组织者赵守俨回忆，这一工程源起于毛泽东1958年7月要求组织人标点“前四史”的指示。1958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与金灿然等召开会议研究，将标点范围从“前四史”扩展为“二十四史”。1959年，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63年，全国各地参加点校的学者，唐长孺、王仲荦等首次进京集中校史。一直到1966年，工作进展相对顺利。

    1966年，风暴降临，一片“打倒”、“砸烂”声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但“二十四史”整理工程被迫停顿（1967年间，在戚本禹的指示下曾短暂恢复），连中华书局也处于事实上的解散状态。1969年，中华书局职工大都开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充满苦涩的岁月。

    1971年，在最高层的指示下，“二十四史”整理工程重新启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经被合并为一个单位，办公地点迁到王府井大街36号原中国文联大楼。在干校劳动的一批业务骨干陆续调回北京，众多大师级学者也得以重新投入工作。

    启功先生曾回忆说，1971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传话，军代表找，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你去”，“我一听这消息，当时就蒙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往军队里调？军队怎么会要我？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第二天一早，启功急忙去找军代表，待听到是“二十四史”而不是“二十四师”时，启功“心里的石头砰的一下落了地”。启功后来回忆说，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几年间，实在是自己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事实上，这种感觉，参加这一工作的很多学者都有，能够在动辄得咎的非常年代里埋首业务，简直是一种幸福。

    1978年春，随着《宋史》出版，“二十四史”整理工程画上了句号。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中华书局逐步重回轨道。1979年8月，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商务恢复独立建制。

    守正出新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华书局发展史上又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恢复建制之后，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相继出版，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也开始启动。197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一本并不容易读懂的砖头般的学术著作，但还是受到读者追捧，也令海外学界为之震动。1982年5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出版，这本书不到二十万字，从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用了三年时间。该书首印两万七千余册，很快便销售一空。黄仁宇在国内乃至东亚等更大范围内的大名，也随着中华版《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而奠定。

    1980年代是一个人人如饥似渴享受精神盛宴的年代，中华书局以《管锥编》、《万历十五年》这样的重磅出版物满足了读者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更加确立了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的地位。

    然而1990年左右始，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书业竞争加剧，中华书局表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1990年代，中华书局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社会影响力也呈下降趋势。在这期间，中华书局做了艰难的探索，不断开辟新的产品线，涉足新的出版领域，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最艰难的时候，书局资金紧缺，人员流失，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实现。

    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2003年8月，中华书局调整战略发展方向，决定出版重心回到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史读物的出版上来。2003年11月20日，中华书局举办了“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前辈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邀请曹道衡、袁行霈、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学者，帮助书局盘家底、出主意，讨论如何重振中华雄风。在这次会上，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这一理念，成为了引领书局发展的“新局训”。

    2004年，中华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同年，这个工作室策划出版了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炮走红，行销数十万册。随后出版的“正说历史”书系其他各册亦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于丹〈论语〉心得》，更是创下了首发当日签售上万册、数年间发行500多万册等记录，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罕见的超级畅销书。而随着近年来“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中华版文化普及读物乃至一些传统典籍都受到了读者追捧。经济上打了翻身仗，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亦焕发了活力，包括《顾颉刚全集》、《中华民国史》等一大批重磅出版物陆续面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亦于2006年启动。

    “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中华百岁生日之际，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对书局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将再一次启程，向着新的百年迈进。”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告诉记者。

    著名学者余英时为中华百年题词曰：“古人说，积德百年而后礼乐可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以下百年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融合，必将返本而开新。中华书局之任益重而道益远，其未来之辉煌贡献举世皆伫以待之，可断言也。”也许新的百年，中华书局仍会饱尝风雨，时有荣枯，但与余先生一样，我们对中华新的辉煌贡献，将伫以待之，衷心祝祷。

    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