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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21日 星期三

    百年中华 几度风雨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6 版)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于1924年写下的这段话,道尽了国家兴衰与书业荣枯互为因果的道理。回望中华书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感叹,这家出版机构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缩影,从其每一次沉浮起落中,我们都能看到时代风云的涌动。

        与民国同龄

        1912年1月1日,一家由三个年轻人合资、股本只有两万五千元的小书局在上海成立。这就是后来名重出版界的中华书局。同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书局成立时,主要创办人陆费逵年仅26岁。在那之前,他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深受张元济赏识,并被委以要职。

        那正是“革命声势”日增月盛的年代。对于革命,年过不惑的张元济基本上持观望态度。他仍期待清政府通过立宪度过危机,不愿看到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而年轻的陆费逵则心向革命:早在1903年,他便与革命党人有往来;1904年,他与朋友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售卖《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进入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因批评清政府,被迫出走,“得知(抓他的)消息后,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他曾帮助革命党人吕烈曜到广东参加黄花岗起义。后来发生的事表明,张元济、陆费逵政治立场上的这种不同,对于各自的事业都产生了莫大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据蒋维乔回忆,当时“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张元济“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下,陆费逵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以发动“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

        关于陆费逵的另立门户,一种说法是,陆费逵曾向张元济建议修订教科书,未获允准,这才萌生去意。而郑逸梅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他在《书报话旧》中说,陆费逵为了自己创办新书局,在商务当局向他咨询时,故意说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误导”了商务决策层。对于郑逸梅的说法,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没有凭据,不可采信。但无论如何,商务在教科书修订问题上的反应迟钝,使自己坐失良机,也间接给了陆费逵以发展空间。

        陆费逵选择民国诞生当日成立中华书局,“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此举似乎预示着,此后中华书局的前途将和民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在中华书局成立之前,陆费逵即组织人员,秘密编撰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书局成立第二月,“中华教科书”即开始出版。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当年2月初,中华书局开始营业。“中华教科书”因为是第一套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迅速风行全国。“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回忆说。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则极为被动,虽然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共和国教科书》,但毕竟已让中华占尽了先机。

        中华初创的四五年间,发展迅猛,到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至160万元,在全国设立分局多达40余处,员工也由最初的十余人发展到千余人,一跃成为排在商务之后的第二大出版企业。

        “民主共和是中华书局的催生婆”(周其厚语)。陆费逵领导下的中华书局必然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常有反复。袁世凯欲称帝,1914年3月,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关书局,要求修改教科书,加入颂扬大总统语。陆费逵闻讯,即与商务相商,决定步调一致地予以坚拒,终于得以拒绝。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中华书局颇有影响的《大中华》等杂志,没有像某些刊物那样将民国纪年改为洪宪纪年,而是只表“某月某日”出版。

        1916年间,由于中华教科书中有《日本》《国耻》《明国耻》等课文,告诫学生勿忘国耻,引起日本方面不满,北洋政府致函中华书局,希望书局编书时“措辞能稍微含蓄”,中华书局在回函中表达了毫不妥协的态度,指出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为事实”,倘禁止教科书的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犹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中华书局据理力争,既维护了民族大义,亦坚持了出版自由。

        虽然时局动荡不安,但从民国成立到抗战爆发的二十五年间,都可称得上是老中华书局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除了1917年的“民六危机”中一度濒临险境之外,书局的营业规模和利润额都不断扩大。二十余年间,中华不但在教科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学术图书(如《饮冰室合集》)、工具书(如《中华大字典》《辞海》)、古籍(《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杂志(《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出版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影响力节节攀升。

        无奈的是,1937年抗战军兴,打断了中华书局的发展势头。抗战期间,书局总部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在极度困难情况下苦苦支撑。1942年,中华书局才出了两种书,相比昔日的辉煌,思之令人痛心。而在前一年的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香港。

        艰难蜕变

        新中国成立,中华书局开始了艰难的蜕变。1952年,中华书局编辑所从上海迁往北京,新农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出版农业、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往北京,与在西总布胡同7号的国营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中华书局成了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部分,对外挂两块牌子,分别出版财经、农业、文史、俄语等书籍。1956年,文化部决定将财经社从中华剥离,中华按其原有传统,独立经营,明确提出“今后中华书局的出书范围,以出版各种文史哲书籍为主,包括古籍和有关著作等”。1957年,成立仅三年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书局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1958年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会上指定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明确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

        据胡道静回忆,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转型为古籍专业社,可能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就搞西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

        现在我们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可以发现,1958年作为古籍专业社的中华书局,与解放前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中华书局关系并不很大,但却奠定了此后直至今天中华书局的基本格局。中华书局也由此迎来了中兴,而中兴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就是金灿然先生。金灿然之于新中华的再造之功,正如陆费逵之于老中华的开创之功。“书局给陆费逵先生铸了像,窃以为,当准此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白化文说。

        1958年,金灿然从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任上调入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深深感到,想办好中华书局,首先是要延揽到更多精通古籍业务的编辑人才。金灿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合办了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培养后继人才。他提倡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是当编辑匠,要多读书,多从事研究,多写文章。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很多学者型编辑,并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一个传统,不能不说与金灿然的提倡有关。

        在运动不断的岁月,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提出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八字方针,从1958年下半年起,“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杨伯峻、李赓序、傅璇琮、沈玉成、褚斌杰等,总数将近二十人,加上由于各种原因被视为‘不可靠’的同志,再加上原有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同志,还有失去公职的临时工王仲闻、戴文葆、石继昌、王文锦同志”(据王春的回忆)。金灿然的胆识得到了普遍赞扬,但不知不觉中,却已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在当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中,金灿然的做法有可能被攻击为“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果然,到了文革中,这就成了他的一条弥天大罪,说他“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网络牛鬼蛇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把中华书局变成了“大黑窝”、“右派集中营”,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组织准备”。

        金灿然主持中华的数年间,书局相继整理出版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等图书,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出至100种,著名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也在顺利推进中。

        但一场灾难已逐渐向金灿然和中华书局逼近。1964年,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与文化部相关领导关系密切的金灿然不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惧。如果抛开“帝王将相”和“死人”,古籍整理该怎么做?中华书局书越出越少,越出越难,原来准备公开出版的变成了“内部发行”,已经排版或付型的被封存了起来。金灿然一改以前的开朗活跃,一日日沉默寡言起来。

        文革中,金灿然受到批判,带病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金灿然在北京含冤去世。

        在风雨中坚守

        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宏伟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据工程最重要的组织者赵守俨回忆,这一工程源起于毛泽东1958年7月要求组织人标点“前四史”的指示。1958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与金灿然等召开会议研究,将标点范围从“前四史”扩展为“二十四史”。1959年,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63年,全国各地参加点校的学者,唐长孺、王仲荦等首次进京集中校史。一直到1966年,工作进展相对顺利。

        1966年,风暴降临,一片“打倒”、“砸烂”声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但“二十四史”整理工程被迫停顿(1967年间,在戚本禹的指示下曾短暂恢复),连中华书局也处于事实上的解散状态。1969年,中华书局职工大都开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充满苦涩的岁月。

        1971年,在最高层的指示下,“二十四史”整理工程重新启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经被合并为一个单位,办公地点迁到王府井大街36号原中国文联大楼。在干校劳动的一批业务骨干陆续调回北京,众多大师级学者也得以重新投入工作。

        启功先生曾回忆说,1971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传话,军代表找,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你去”,“我一听这消息,当时就蒙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往军队里调?军队怎么会要我?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第二天一早,启功急忙去找军代表,待听到是“二十四史”而不是“二十四师”时,启功“心里的石头砰的一下落了地”。启功后来回忆说,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几年间,实在是自己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事实上,这种感觉,参加这一工作的很多学者都有,能够在动辄得咎的非常年代里埋首业务,简直是一种幸福。

        1978年春,随着《宋史》出版,“二十四史”整理工程画上了句号。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中华书局逐步重回轨道。1979年8月,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商务恢复独立建制。

        守正出新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华书局发展史上又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恢复建制之后,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相继出版,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也开始启动。197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一本并不容易读懂的砖头般的学术著作,但还是受到读者追捧,也令海外学界为之震动。1982年5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出版,这本书不到二十万字,从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用了三年时间。该书首印两万七千余册,很快便销售一空。黄仁宇在国内乃至东亚等更大范围内的大名,也随着中华版《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而奠定。

        1980年代是一个人人如饥似渴享受精神盛宴的年代,中华书局以《管锥编》、《万历十五年》这样的重磅出版物满足了读者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更加确立了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的地位。

        然而1990年左右始,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书业竞争加剧,中华书局表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1990年代,中华书局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社会影响力也呈下降趋势。在这期间,中华书局做了艰难的探索,不断开辟新的产品线,涉足新的出版领域,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最艰难的时候,书局资金紧缺,人员流失,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实现。

        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2003年8月,中华书局调整战略发展方向,决定出版重心回到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史读物的出版上来。2003年11月20日,中华书局举办了“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前辈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邀请曹道衡、袁行霈、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学者,帮助书局盘家底、出主意,讨论如何重振中华雄风。在这次会上,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这一理念,成为了引领书局发展的“新局训”。

        2004年,中华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同年,这个工作室策划出版了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炮走红,行销数十万册。随后出版的“正说历史”书系其他各册亦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于丹〈论语〉心得》,更是创下了首发当日签售上万册、数年间发行500多万册等记录,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罕见的超级畅销书。而随着近年来“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中华版文化普及读物乃至一些传统典籍都受到了读者追捧。经济上打了翻身仗,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亦焕发了活力,包括《顾颉刚全集》、《中华民国史》等一大批重磅出版物陆续面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亦于2006年启动。

        “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中华百岁生日之际,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对书局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将再一次启程,向着新的百年迈进。”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告诉记者。

        著名学者余英时为中华百年题词曰:“古人说,积德百年而后礼乐可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以下百年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融合,必将返本而开新。中华书局之任益重而道益远,其未来之辉煌贡献举世皆伫以待之,可断言也。”也许新的百年,中华书局仍会饱尝风雨,时有荣枯,但与余先生一样,我们对中华新的辉煌贡献,将伫以待之,衷心祝祷。

        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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