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与“大福泽”

    归根结底，从事学术研究的头号敌人还是怠惰    

    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        

    所以，正如席勒所言，“人不能奢望同时是伟大的而又是舒适的”

    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赋，锲而不舍地集中所有的精力去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关键。学者的天赋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学术领域特有的职业敏感。对一个学者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爱迪生说：“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血汗和灵感都是天才的必备条件，因为缺了1%，就构不成100%！有的人有99%的血汗，却没有1%的灵感；有的人有1%的灵感，却没有99%的血汗。这都是不足以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但更可惜的是，在人类学术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人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于是，伟大的学者也就凤毛麟角，平庸的学者也就屡见不鲜了。因此，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尊奉着席勒的格言：“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你必然取得辉煌的成就。”杰出的学者不仅遵从自己的天赋，还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学术的永生，都是为了以学术的光辉流照于人间。所以，章学诚（1738-1801）指出：“夫学至于千百年后，世变风移，一时趋向所不在是，而声施卓然，不可磨灭，则精神周而当日所谓发于意之诚然者，有至理也。精神周而发于意之诚然，必因性之所近而充其量之所极，举世誉之而不为劝，举世非之而不为沮。审己分定，一意孤行，以毕生之全力，曲折赴之，而后足以及此也。而一世之士，方以荣辱，由于毁誉，由于趋向，趋向所在，而终身贵贱、升沉、得失系之，于是舍其天然自有之长，而束缚驰骤，赴其质之所未具，岂不惑哉？”（《与钱献之书》）在章氏看来，永恒的学术业绩来自学者的独创，而学者的独创来自其对个人天赋的发挥，来自其一生的勤奋与专注，这样的学者绝不迎合周遭的世俗，绝不顾及一时的毁誉，他精神丰足，意志坚定，故能够超越今古，流芳百世。所谓“举世誉之而不为劝，举世非之而不为阻，审己分定，一意孤行”，确实是真正的学者个性。可惜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拥有这样个性的学者太少了。由于大多数人都缺乏精神上的指南针，都太多地关注现实的利益得失，都被自己所处的小圈子的人事关系所缠绕，所以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也很容易陷落和颠覆。然而，归根结底，从事学术研究的头号敌人还是怠惰。怠惰是贫穷的制造厂，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所以，正如席勒所言，“人不能奢望同时是伟大的而又是舒适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早就指出了一些文人的通病：“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如果要避免这样的哀痛，就必须及时努力，发愤图强。最近，我去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所藏明清书法展”，居然看到了章学诚写给孙星衍(1753-1818)的一封信札，更引发了我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当时，我回家后急急翻检《章学诚遗书》，发现这居然是章氏的一篇佚文，传世的章氏著作一概没有著录，现将其全文迻录于下，与读者共享：

    学诚顿首奉书渊如观察大人阁下：丁未杪冬，长安街上拱手为别，转盼十年，云泥愈远，则音问愈疏，每望北风，则深延跂也。前闻分蕃兖沂，风情齐鲁，诗书雅化，倡动列城，政理多暇，游心文墨，导率宾从，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度此后十年，内外坛坫，继武弇山，使海内人士以为如彼教之传灯不断，岂非一时之盛事哉！虽然，不可以不慎也。吏治民生，簿书案牍，鸿纤要折，必有得其肯綮，使若庖丁游刃，而后心有余闲，乃得遂其千秋之业。鄙尝推论古今绝大著述，非大学问不足攻之，非大福泽不足胜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鄙人楚游，前后五载，中间委曲，一言难尽。大约楚中官场恶薄，天下所无，而游士习气，亦险诈相倾，非弇山先生定识不摇，则积毁销骨，区区无生全理矣。《湖北通志》体大思沉，不愧空前绝后之目（弇山先生云尔），而上自抚藩，下至流外微员、标营末弁，莫不视为怪物，天下真是真非，谁与辨之！其创条发例，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如弇山先生征苗奏凯，仍还武昌，此事尚可申白；否则，惟恳祖方伯（敝同年）抄一副本寄京，知必有赏音者矣。昔兖沂曹、龚观察曾以三府合志见示，其意甚善，而书不甚佳，岂椎轮初试，待贤观察为踵事之华，我辈得与闻讨论乎？如何，如何！幸熟图之史，考底稿已及八九，自甲寅秋间弇山先生移节山东，鄙人方以《通志》之役羁留湖北，几致受楚人之钥。乙卯，方幸弇山先生复镇湖北，而逆苗扰扰，未得暇及文事。鄙人狼狈归家，两年坐食，困不可支，甚于丁未扼都下也。今遣大儿赴都，便道晋谒铃阁，幸推屋乌之爱，有以教之，无任感荷。日内俗冗纷扰，一切不及详悉，但令儿子面陈，可识数年来笔墨所不尽之愫也。今刻四卷附呈教正，本不自信，未敢轻灾梨枣。无如近见名流议论，往往假借其言，而实失其宗旨，是以先刻一二，恐其辗转或误人耳。贤之，想抚掌也。章学诚载拜。三月十八日灯下。

    渊如是孙星衍的号，弇山是毕沅（1730-1797）的号。在乾隆时代的学者之林中，毕沅和孙星衍都属于通才式的学坛巨子，他们都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业绩，而与章学诚契合甚深。在这封信中，章氏大骂湖北官、学两界人士，似乎与当时当地的风气有关，可置而不论；而其论学要旨的铿锵激越，振聋发聩，尤足以撼动人心：其一，孙氏所著诸书，有“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之功，足以传之不朽，“遂其千秋之业”，但身为官员，当以“吏治民生”为主业；其二，“古今绝大著述，非大学问不足攻之，非大福泽不足胜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大学问”与“大福泽”是大学者独享之秘宝；其三，章氏自著《湖北通志》“体大思沉”，有“空前绝后之目”，其主要贡献在于“创条发例，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这些论学话语无论是评论他人，还是评论自己，都一概大气包举，显示了高度的学术自信；其楮墨豪言，笔扫千军，犹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令人回肠荡气。在学术研究方面，章学诚无疑是我国最善于汲取时代营养的学者之一。有实力的学者从来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不仅立足于今世，还寄情于来世，因此，其发言遣词，往往高出流俗，不离于正，不诡于道。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佝偻病患者的姿态视为恭敬、礼貌的表现，那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无能之辈的虚怀若谷没有任何意义。

    章氏“大学问”与“大福泽”的说法，最令人回味。读书是福，写书是福，教书也是福，但这都不是“大福泽”。在我看来，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大学问”立足今生，贻谋万世；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真理的发现，垂范来昆，嘉惠后学；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学术之道捍卫真理的尊严，为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争得精神的空间；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宇宙间绝大著述”奉献于人类，为世界文化之“蚕丛开山”；真正的“大福泽”在于历尽磨难，百折不挠，犹如荆山美璧，和氏奉君，一朝开朗，终成正果。

    “大福泽”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本文为作者《竹林轩学术随笔》的自序，该书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