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书局

    根柢槃深，枝叶峻茂

    ■袁行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华书局百年华诞，是出版界和学术界共同的喜事！一百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品种众多的书籍，这半个世纪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特别在古籍整理方面出版了大量精品，成为出版界的翘楚。从出版书目中，仿佛看到了中国百年来学术史的侧影。更可贵的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中出现了许多大学问家，其中有我的师辈，也有我的同学和学生，他们兼具编辑和研究两方面的才能，各以优异的论著赢得学术界的赞誉。中华书局还团结了大批著名学者，并为众多青年学者创造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对学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与中华书局结缘已久，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始终有中华书局形影相伴。中华书局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1982年，我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整理《陶渊明集》。陶渊明的作品，看似浅显平易，但其中的蕴意非常丰富，深入探究始知其难。这项工作几经反复，拖了20年，到2002年《陶渊明集笺注》才缴稿，次年即出版。在此期间，中华书局从不催促，只是不断送些稿纸来，以示并未放弃之意。中华书局对学者的理解和宽容，令我感念不已。

    值此百年华诞之际，我愿略展芹诚，谈几点期望：

    其一，精益求精。在衡量出版社水平的各项指标中，质量是第一位的。中华书局已经出版了许多精品书籍，然而随着学术界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改进，中华书局的出版质量还有不断提升的余地。希望中华书局今后能出版更多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的著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读物、值得读者永久典藏的书籍。

    其二，龙虫并雕。借用王力先生的斋名，我希望中华书局能够在出版高端学术著作的同时，关注普及读物的编辑与出版。中华书局初创之际，即承担起普及文化的社会责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中华书局在学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文化典籍从学术的殿堂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更多的贡献。

    其三，走出国门。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长期处于“入超”的状况。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而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已成为我们日益迫切的任务。希望中华书局拿出“舍我其谁”的气概，主动地承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各种方式（如翻译、图说等）呈现给世界人民，在全球多元文化中唱响属于中国的嘹亮高音，同时也绘出中华书局更加艳丽的色彩。

    中华书局致力于学术的传承，对于学术风气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学术风气又深刻影响着中华书局，最终造就了中华书局卓尔不群的行业品格，如同一棵“根柢槃深，枝叶峻茂”的大树，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强盛的生命力。兹缀小诗一首，以寄托我对中华书局的祝福和希望：

    百年精品喜琳琅，奕世鸿光未可量。

    载誉神州清韵远，驰声海外化风长。

    百年中国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

    ■孙昌武（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华书局百年局庆，为了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不避谫陋，写了八个字：“春华秋实，大块文章。”李白当年形容桃李园的美景是“大块文章”，百年中华出版众多“大块文章”，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领域一道靓丽的风景。

    回忆自己一生读书、教书、写书（当然还有不能读、不能教、写了也不能面世的时期），与书厮守相伴，最主要、最重要的是中华书局出的书。由书结识人，遂结交中华书局上下、老少许多朋友，中华成为我大半生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年世事变迁，老成凋谢，朋友已经不多。对于我，中华的书、中华这拨人就更值得珍重。

    更早读中学的事不说，1956年上大学，一年级，马汉麟先生教《古代汉语》，开讲先介绍三本书：杨树达的《词诠》、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等人的《古书疑义举例五种》，都是这一年中华出的。三本书都是精装，书价合共五块多，当时是节衣缩食买下来了。这三本书我一生受用，打下了读古书的基础（直到去年，给入学新生讲课，还介绍过这三部书）。不过从第二年“反右”，我走了背运，这几本书，连同我真地是字面意义的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包括中华出的《古诗源》、《左传选》等其他的书，陪着我度过漫长坎坷颠沛的生活。1958年，我作为反面教员，曾在学校图书馆举办专门展览，我的包括那三本书的百多本书被拿去作“白专”的证据展出；大学毕业，身无长物，带着几箱书去东北接受改造，“文革”中这些书不能幸免，抄家时被当做罪证抄走；后来书被返回，所幸其中一些古籍倒没有遗失。陪伴我大半生的前面那三部书，如今就在我座椅背后、伸手可及的书架上。它们对于我，不只仍是教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工具书，更是我命途多舛的人生的安慰和依恃。在当年名为“文化”实为“武化”的“革命”中，有时处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真像是“万劫难复”的境地，这些书给了我精神支持。今天的年轻人对待书，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1979年，我得到“改正”，回到大学教书。经济上逐渐宽裕，后来又陆续得到一些研究经费，有可能买更多的书。由于专业的需要，主要买古籍，中华的书为多。买中华的书，一是合用，中华出版的大量古代基本典籍是从事教学、研究必需的。我研究韩愈、柳宗元，中华出的《唐六典》、《唐律疏议笺解》、《唐尚书郎官石柱题名考》、《登科记考》等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里的《韩愈资料汇编》、《柳宗元卷》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所收别集，提供了很多方便。再是中华的书可靠，不论是今人新著，还是整理的前人旧作，版本、点校、注释、论说，大都体现当前国内外学术水准。例如标点本《二十四史》（因为仍有瑕疵、缺失，正在重做校订），一编在手，可取代相传所有版本。又就我所做的唐代文学说，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可以说总括了一代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教学、研究使用的图书资料，很多是中华提供的（当然还有其它社出的）；如果说这些年取得点滴成绩，很大程度也是受惠于中华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出版的古籍体现了目前中国的学术水准，它们给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和入门学徒设置了学术上的高起点。从这个意义说，中华不只是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学术机构。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华出版多种我的书，包括著作、文集、古籍整理、翻译论著等。近30年，我在中华总有待出的书稿，直到如今。在当今出版事业进入市场、大讲“经济效益”的环境中，我深知自己的书“不合时宜”，每交出一部稿子，总是心存愧怍。但中华的朋友又总是慨然接受，认真地审阅、编校，印制出漂亮的书。1993年，许逸民先生担任责编，出版我翻译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其中插图、引文很多，校核、印制都相当麻烦，许先生当时身为古典部主任，亲自操作。排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书里的日文书名，在中国的出版物里大多没有使用日本汉字，此事显得细小，许先生注意到并一一加以订正。这体现一种认真态度，实际也反映学术水准。我和日本学者衣川贤次、西口芳南合作点校《祖堂集》，总编徐俊先生亲自审阅书稿，提出长篇修订意见；出版后发现问题，又专程来天津商讨修订事宜。前年中华出版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史》，早在十年前动笔，顾青先生就约定由中华出版。这种学术上的信任给予我很大鼓励和压力。应当提出表扬的还有中华的年轻一辈编辑。《祖堂集》的责编李森本来不是佛教专业出身，但她勇于承担，兢兢业业，经过无数反复，终于编辑成一部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的禅宗典籍。《中国佛教文化史》的责编是年轻编辑罗华彤。他用了两年几乎全部时间编辑这一部书，仔细核对一条条引文，一个个人物、事件、年代等，更正了稿件里不少讹误。这体现中华书局的工作态度，当今也只有像中华这样的出版社才肯为出书付出这样的劳力和代价。我曾经不止一次对中华的不止一位朋友说过，近年单纯讲“经济效益”的办法实在不利于学术，中华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一条生路。

    这些年看出书数量统计数字，委实不少。但是学术书出版困难，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新著不多也是事实。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华书局可以说是支撑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中流砥柱。近年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化赋予社会发展与进步以持久的动力；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依靠的，除了政治、经济的实力，还有文化的实力。中华书局正是这样的动力，正在切切实实地做着增添这种实力的工作。

    中华度过百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只是短促的瞬间。期待它随着年事渐长，多出好书，作出更大的贡献。

    期待更辉煌的新百年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中华书局的老读者。在大学读书的时代，买的书基本都是中华出的。那时真是囊中羞涩，买书只能买最基本的，大概也就买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记得多是邮购，有的还是分册寄来）。另外买的《钱注杜诗》和《柳如是别传》，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但后者本是老中华，不过因为“计划出版”的体制，才改头换面。此后自己成了专业的历史学人，中华书局的书，更是伴随左右。读了几十年中华出的书，值此书局百岁生日，说句民间常道的祝福：恭喜发财，吉祥如意！

    今年也是民国的百岁生日。当初中华书局的产生，与此直接关联，颇带些前瞻的眼光。据蒋维乔回忆，当清季革命声势日盛时，商务印书馆本以教科书而发达，一些有远见的同人也曾向主持者张元济进言，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但张先生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自不必改。已在商务任出版部长的陆费逵，却暗中预备了全套教科书，并秘密组织机构。到民国元年，突然脱离商务，成立了中华书局，同时推出各种适用于民国的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而商务教科书则因带有帝制时代特色，一夜间几成废纸。半年后虽勉强改出新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

    从那时起，中华书局便以能与时俱进而著称。而它同时又是能够温故知新的，在今日如此趋新的时代，又要应对已达残酷程度的市场竞争，却仍然以古籍为其“支柱产业”，想来还真是非常不容易。

    不过，亨廷顿曾观察到：当非西方国家在追求以富强为标志的“现代化”时，它们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在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后，又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西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故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经济起飞之后，文化发展常接踵而至。中华书局看似迂腐的坚持，可能又一次成了前瞻性的准备。

    尤其人人都有乡愁，现代社会尤甚。变动剧烈的时代，羁旅渐成常态，家乡也变得像了异乡，人们会更容易思乡。若像陈寅恪说的那样“以观空者而观时”，则思乡又类怀旧——虽是自己的往昔，其实也已陌生；而正因那往昔本是自己的，又让人充满向往。

    这样看来，涉及过去的书籍，必有市场。在此个人主体性日益得到强调的时代，老百姓不仅喜欢知道皇帝、太妃和名人的隐私，也同样希望了解与他们自己相近的故事，尤其是更为“年相若”的故事。中华书局的出版对象，前些年已渐从古代向“近代”倾斜（个人也因此侥幸在那里出过书，虽然卖得不好，让出版方失望；在我自己，却是深感荣幸的）。若其能再进一步，向“现代”倾斜，更多讲述20世纪老百姓的故事，则既有助于釐清“我们是谁”的认同，想来也会有好的销路。

    从历史看，商务和中华，其实都是靠教科书起家和成长的。自从“计划出版”的体制确立，教科书也就转向别处，渐有“垄断”之嫌。在经济也计划的时代，分工可能确有利于资源的整合。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出版社大多变了集团，且个个都说要“做大做强”。这样，指令性的计划出版，仿佛成了“做大做强”的障碍，有些落后于时代了。我的印象，所谓“两会”成员中，出版人似不少。不妨多上条陈，建议打破教科书的垄断。至少就中华书局言，多一项稳定的收入，或许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收费，包括书价。

    中华书局的百年，是与时俱进的百年，也是温故知新的百年。在新的百年里，继续的辉煌，是可以预期的。借此也表达一点希望，就是出书时不妨多为大学生和研究生考虑——他们和我当年一样囊中羞涩，却可能是你们最大的购书群体（尤其在大学扩招之后）；多少年之后，有些或也成为你们的作者，甚或书局的新领导。若出书的选择稍微再严一点，价格适当再让一点（例如少出精装书），大家都会感恩，并以买书为回报的。俗了，就此打住。

    一位受惠者的谢意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华书局已届百岁，可喜可贺。一个世纪以来，书局的事业与中国现代文史学术的发展，可谓同舟共济、相得益彰。由此而受惠的读者与作者，难以数计，自己也算是其中一个。

    我最初脑子里装进了“中华书局”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来自“中华活叶文选”。家里的书本来不多，但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打儿“中华活叶文选”，后来又拿回来了四本合订本的。对此书的版权，现在有不同看法，不过我就是从这套书，模模糊糊地知道了天底下有一个“中华书局”的。当时自己只是个小学生，书中内容太过冷僻了，只是随手翻翻，而且主要是浏览译文而已。如今还残留了一些印象的，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还有《七发》，篇名很古怪，内容也感觉离奇诡异。为写此文，又上网下载了这套书。这几篇赋在“中华活叶文选”的第1份，难怪留下了印象。印象最深的算是《快嘴李翠莲记》了。那李翠莲开口“赏她个漏风的巴掌”，闭口“你娘的臭屁”，读得我哈哈大笑。无论如何，“中华书局”给我的最初感受，是快乐。

    此后一直到进入大学历史系读书，才再度跟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有了关系。最初学习古汉语，主要是阅读王力先生的4册《古代汉语》和北大中文系编的3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它们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

    在学生时代，还订阅了中华书局的期刊《文史知识》。这份期刊的文章，可称深入浅出，给了我的专业学习很多帮助。“浅出”是说其选题丰富多彩，文笔活泼生动、赏心悦目。“深入”是说其中的知识来源可靠，很多出自专家、名家之手，而且其中经常包含着学术研究的线索与信息。记得曾从《文史知识》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越族的首领名号往往以“夫”字为前缀，这“夫”本是成年男子之称，但已变成了一个尊号。这恰好与我当时面对的问题相关，于是就在拙文中引述了这个论点。

    随后所阅读、所利用的各种必读书、参考书，中华版的图书与日俱增。经常跑到灯市口的中华书局门市部购书。大约是1985年底或1986年初，听说中华书局把《太平御览》再版了，就赶到门市部去，把沉甸甸的4册书买下背了回学校。书价是104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生活费。花这样一笔“巨款”，当然很兴奋，回宿舍之后一气儿翻阅了一整夜。在卷四一四中看到黄恭《广记》一条材料，涉及了秀才科察举与中正品的关系，赶紧写入《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一文之中。

    眼下自己所藏的各种形态的书籍，合计约10万册。随手统计了一下，中华版的有五六千册，竟然占到了1/20以上。求学、教书20多年来，“中华书局”可以说是时时在侧，助我前行。在我的文稿、讲稿中，几乎没有一篇，其中没有“中华书局”的字样。

    念本科时会偶发奇想，读书时随手摘录若干史文，就不自量力，拼凑成文投稿。有一篇居然得到《文史知识》编辑的惠顾，被采用了。这对一位初学者来说，当然是一种鼓励，淡化了我的视史学为“畏途”的心理。此文后来还被收入了一本介绍古代风俗礼制的普及读物之中。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其中提到此文，说是阎步克谈过古代的某个制度如何如何。自己不禁为之汗颜了──那不过是我读本科时乱写的东西啊，何足为据。然而就个人来说，哪怕起点低，总要有一个开始，随后 step by step。以前曾听过这样的话：学历史的要先学会坐冷板凳，四十岁以前不要急于写文章。不过我总认为，在读书阶段，积极写作与发表，是加速进步、事半功倍之捷径。对学者来说，不思考不写作何称“学者”；对学生来说，不写作无以真正进步。在课堂上，自己总是鼓励学生写作，哪怕是写知识性、普及性的文章。现在再加一句话：在写成之后，你们不妨向《文史知识》积极投稿。

    此后至今，在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文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文章。此外，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两部书稿，没费什么周折，没什么附加条件，即蒙中华书局青目垂采，而且被收入“中华学术文库”，令我至今感怀。

    给我的《品位与职位》一书做责任编辑的，是宁映霞博士。她曾协助我核对书中所引史料，纠正了不少疏误错讹。给我的《服周之冕》一书做责任编辑的，是张继海博士。他在审稿之中一丝不苟，也提出了很多问题、纠正了不少疏误错讹。作者交稿时，基本要求就是“齐、清、定”。但我在校对清样时，仍然会随时涌出种种的新想法，而张继海编辑允许我多次大幅度改动原稿。我的思考习惯是联想过多、跳跃性过大，写作时会随时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总是恨不得转眼就把这个要点写完，马上又去写另一个要点，生怕把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弄没了。然而这种不良的思考写作方式，会留下很多疏误错讹。两位编辑的核对校正工作，等于是把本应由我做的工作，代我承担了，使我不致带着过多的污渍斑点、衣冠不整地见人。

    《品位与职位》一书再版时，王传龙编辑又提出了若干问题。记得有一条涉及了北周官品“九命”之制。据《周书·卢辩传》等，北周改正一品为“正九命”，从一品为“九命”；改正二品为“正八命”，从二品为“八命”；余类推。我在书中，是按这个记载叙述的。然而王传龙编辑指出，径直这样叙述，对读者的理解很不方便，因为所提到的“九命”或“八命”是“正”还是“从”，读者一时看不出来。这个意见确实很好。遵其意见，我就把“九命”、“八命”之类的提法，改为“从九命”、“从八命”了，以期一目了然。这虽是个很细微的问题，然而改动了显然比不改好。

    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辨析毫发，由此可见一斑。人脑不是CPU，无法保障其运算滴水不漏，在这时候，来自编辑的片言只语，都弥足珍贵。中华书局的声誉，来自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高质量的编辑工作，是最基本的保证之一。中华书局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值得信赖的专业编辑队伍，这对作者是福音，对读者也是福音。

    在现代中国的文史出版事业中，中华书局的显赫地位和辉煌成绩，不劳我赘言。“老树著花无丑枝。”展望未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华书局的蒸蒸日上，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就个人而言，可以说，没有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便没有我自己的教书生涯。饮水思源，知恩当报。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庆典之际，理应道一声“谢谢”。

    从读者到作者   ——我与中华书局的历史情缘

    ■郁贤皓（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和中华书局有很深的历史缘分。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北河南路安庆路口荣庆里11号，而中华书局就在河南路上，我只要散步走过天妃宫桥，穿过南京路，很快就到了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是上海最大的书店，不但有古代典籍，也有现代作品，还有杂志、画册等等。那时我家贫买不起书，经常到中华书局去翻书阅读，一看就是二三个钟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中华书局是提供知识的地方。解放后，中华书局迁到了北京，但上海还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和毕业后从事教学和科研之时，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大部分都是查阅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典籍和著作。特别是在1963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邀请全国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修订《辞海》，我有幸作为搭配也应邀参加这一工作。在从事这一工作中，我为查找书证而查阅得最多的书乃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排印本丛书。所以我的前半生一直是从中华书局获取精神食粮，是中华书局最忠实的读者。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与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有了密切的交往。那时傅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考证唐代诗人事迹的文章，我非常钦佩他的渊博知识和缜密考证，很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当时我在我校学报及《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考证李白事迹和交游的文章，就把这些文章寄给傅先生，请他指教。傅先生的回信给我很大鼓励。接着我就寄了一篇题为《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的文章给他，请他修正并介绍发表，傅先生就将此文发表在1980年6月出版的《学林漫录》初集上。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刊物上第一次发表文章，非常高兴。从此我与傅先生通讯不断，友谊日益加深。不管我在哪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傅先生看到后总会写信给我予以鼓励。不久，傅先生晋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他知道我正在撰写《唐刺史考》，约好了书稿完成后给中华书局出版。而1980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上，我又认识了中华书局赵守俨副总编，交谈中也提到我正在撰写的《唐刺史考》，他也希望此书给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因为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成立，该社领导多次降临寒舍，希望我支持新的出版社，请我将此书给他们出版，我就与傅先生商量，得到傅先生的同意，后来此书在1987年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内版，同时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与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国际版。所以外国的高校、学术机构和学者买到的都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的本子。

    我为中华书局承担的最大项目是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以下简称《姓纂》）。1982年3月，傅璇琮先生来信约请我整理《姓纂》，由于我在以往研究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姓纂》一书对唐代文史研究极为重要，虽然明知此书极难整理，我还是欣然接受任务，并决定将两书合并整理。同时为了与《四校记》相一致，决定以光绪六年金陵书局翻刻本《姓纂》为底本。考虑到整理难度很大，经傅璇琮先生同意，请我的业师孙望先生负责审定把关。不久写出《整理缘起》和《凡例》，得到中华书局的肯定。是年秋，“《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整理”已正式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中华书局也已委任陈抗先生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但当时由于我的教学任务繁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寒暑假从事研究，手上的《唐刺史考》又急于完稿付梓，故直到1985年，我才到杭州、上海等地将现存的《姓纂》各版本（文澜阁本、文渊阁本、嘉庆刻本）对校完毕（岑氏当年曾以文津阁本参校），并整理出第一卷样稿。而中华书局则多次催促希望早日完成整理工作，考虑到工作量和难度很大，我担心难以如期完成，经中华书局同意，我就请当时任湘潭师院副教授的陶敏同志参加此书的整理工作。

    岑仲勉先生在《四校记自序》中曾说：“大抵校书难，校氏性书尤难，校氏性书如《姓纂》者更难。”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对岑氏此说感受极深。由于《姓纂》几乎全由官名、人名组成，文中错误无法根据文意推求，只能根据史料判断，而其中文字的脱、讹、衍、倒又极多，而中华书局的要求，此次整理主要提供一个给研究者使用的本子，希望保存两书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更给文字的标点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与陶敏同志反复商量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和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等等。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分工整理。当时陶敏同志每年要有两次，加上寒假、暑假都来南京，住在寒舍，与我一起商讨整理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换校阅对方整理的稿子，以保证全书体例统一，尽量减少错误。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亲如兄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6月完成全书整理工作，并编制了全书的姓氏索引和人名索引。1990年6月，我们又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赴北京对稿子作过局部的修订。近200万字的《姓纂》（附《四校记》）终于在199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姓纂》的整理过程中，中华书局的许多先生给予我们以关心和指导。傅璇琮先生从约稿到出版，一直非常关心并多方帮助；古代史组主任张忱石先生曾亲临寒舍，与我具体商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等问题；责任编辑陈抗先生和柳宪女士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非常认真地逐字逐句审读全书。由此使我深切体会到：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何以能保证高质量，中华书局何以能成为全国领军的出版社，就因为有一支学术水平很高并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编辑队伍，有一批科研能力全国领先的人才当领导。

    我感到非常光荣的是，我不但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一部《姓纂》（附《四校记》），而且后来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如《文史》、《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文史知识》、《书品》等许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终于从一个中华书局的读者成为了中华书局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