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文学巡礼

    想起布拉格这座古老的欧洲名城，我马上会联想到这样两件事：一是轰动一时的布拉格之春，其二是一部与之有些关联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想起前者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为了争取一点有限的自由和独立，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竟然无法阻挡苏军的坦克，最后不得不在刺刀下束手就擒。当然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捷克共和国的独立，这一事件已经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后者虽与前者有着关联，但却令我惊叹并带给我审美愉悦：当性爱这个字眼刚刚在中文的语境下开禁时，我们就看到了这部与布拉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和电影，这部由原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编剧、著名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朱丽叶·比诺什和莉娜·奥琳联合主演的电影使我想到在苏军占领下的布拉格的浪漫故事。于是我决定要在德国讲学的两个月内去那里一睹这座欧洲名城的风采，并参观坐落在那里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弗朗茨·卡夫卡博物馆。

    我们从德累斯顿乘火车到达布拉格车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下了车，我们沿街步行到宾馆，途中路过一个广场，只见那里挤满了人群，在一幅巨大的人物照片下摆满了点着的红蜡烛，这是捷克人对自己尊敬的死者寄托哀思的独特方式。我想一定是哪位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的人物刚刚逝世。于是我很快把行李放入宾馆的房间来到广场。离广场越近，越觉得照片上的面孔熟悉：不错，正是他……

    时间又回到了16年前的12月初。我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应邀陪同校长吴树青出访日本，出席分别在东京和广岛举行的“希望的未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大型国际会议。由于会议的政治色彩浓厚，出席人员多为各国政要，我们只是为数极少的几位受到邀请的学者。在这些与会人员中就有这位时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倒更像是一个哲学家，并带有几分诗人的天真浪漫的情怀。由于时间的短暂和语言的障碍，我们无法多聊，但就在我们休会间的短时间交谈中，他却表达了对中国作家鲁迅的钦佩。他作为一位来自底层的国家领导人，去世时竟然在普通的捷克人民中产生了这样大的反响，假如不是我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

    沿着纳罗德尼大街漫步走到伏尔塔瓦河边，过了查理大桥，看到一排很不起眼的房子，外面用英文写着“弗朗茨·卡夫卡博物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的博物馆！与查理大桥上一群群争相照相的人们相比，博物馆前确实显得门庭冷落，与我一周前参观过的歌德故居也有着天壤之别。可见德国人和捷克人对产生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名人的态度真是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两位德语世界的文学大师在性格、人生、社交方面的截然不同的特征：歌德热情好客、兴趣广泛、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常常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艺术和人生的见解，晚年还憧憬世界文学的时代；而卡夫卡则性格孤僻，离群索居，对现实绝望，常常以曲折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和人生观。但两人都对德语文学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产生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歌德生前就已经成为全欧洲最有名的作家，他有幸读到自己作品的多种译本；而卡夫卡生前则默默无闻，直到死后其作品的价值才被批评界发现，而且越来越受到批评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他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完全可与他的前辈歌德相媲美，而对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意义则更胜一筹。

    卡夫卡曾对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景仰不已，他所崇拜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借《人民公敌》一剧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出了一个至理名言：“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因为“真理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确实，无论在人类探索科学的道路上还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总有少数预示未来的天才敢为人先地提出某种科学的假想，或从事某种逆流行的文学艺术潮流而动的实验。他们往往并不为同时代人所看重，甚至生前还备受打压。歌德晚年也被新崛起的文学批评家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由于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他成了全欧洲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在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全欧洲有名就意味着享誉世界，因此歌德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易卜生也是如此，在他晚年时，他的作品已经在全欧洲上演，尽管他最终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是为未来而写作的：10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生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仍为当代读者所诵读？恐怕不足三分之一，而易卜生的作品却经过翻译的中介被译成了世界上多种语言，并一再被改编上演。对这两位前辈大师景仰不已的卡夫卡虽然不像他们那样在生前就走红，但他死后的名声却一直上升。一部以“卡夫卡”的名字为片名的法国电影也于上世纪90年代初风靡一时，卡夫卡本人也被多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奉为鼻祖，这一切固然是他本人从未想到过的。他对生活的绝望致使他一生仿佛都生活在严厉的“父亲”之阴影下：既包括实际上的家庭中的父亲，同时也包括带有强权意义的“父亲”。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他三次订婚，最后却终身未娶，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多拉·荻芒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并且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历程。这些都真实地在博物馆里的照片和手稿中得到再现。

    也许由于卡夫卡短暂的生命未能给人留下多少记忆犹新的东西，或许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在搜集他的遗物的过程中，匆匆走过馆内不禁使人留下无尽的遗憾，人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卡夫卡为什么生性如此孤僻？他为什么没有从爱情中获取欢乐？为什么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压抑的悲剧之感？为什么他笔下的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只甲壳虫？如此等等。难道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尚不无关系吗？当然，仅仅说上一句“他对西方社会的异化现象洞察深刻并予以有力的批判”这样的陈词滥调是远远不能涵盖卡夫卡的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说，对卡夫卡的深入研究还刚刚开始。当我和我的德国同行谈到这一看法时，他们均表示赞同，因此我们商定，在即将启动的中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边讨论会的议题中，首先要深入探讨的两个议题分别是“歌德与世界文学”和“卡夫卡与当代世界”：前者是为了向这位最早将“世界文学”的假想概念化的大文豪表示我们的敬意，后者则为了深入探讨卡夫卡这位从边缘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来自“小民族”的作家以及他的作品对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直至圣诞来临，布拉格的冬天仍是温暖的，我们虽然无法在这里看到白色的圣诞，但暖冬季节下的这座城市却更加富有魅力，无疑为其增添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座小型的卡夫卡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