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究竟是谁写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一篇文章，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文章，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至今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虽是满纸荒唐言，但不可低估它的社会影响，会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项服务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文稿的情况，以正视听。

 从数万件文电中查毛泽东起草的文稿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他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泽东的文电、讲话、报告做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看过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因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毛泽东选集》提供文稿档案当作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交付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3日）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五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有关各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核对原始手稿，一追到底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几份档案文献的真相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4页）。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毛选》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

    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澄清事实真相。

    《毛泽东选集》第1—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总第53期，作者齐得平（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2012年3月出版，定价：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