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传世的《子藏》工程

    近期收到华东师范大学《子藏》编纂中心寄来《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的《简介》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翻阅一过，感触良多。

    早已闻及，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以方勇教授为首，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和硕、博研究生及博士后，联手海内外志同道合的诸子研究学者和文献学专家，拟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堪与《佛藏》、《道藏》、《儒藏》并驾的大型古籍文献子书集成文库《子藏》；后又得悉，万事开头难，该工程的起步阶段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意外情况，令学界不免有些风风雨雨。好在真相总能说清，是非自有公断，尘埃落定，工程终于奠下了基石，并在经过多年辛勤努力的基础上，开始问世成果——眼下这本《简介》告诉我们，工程不仅已开工，且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已问世了“首批成果”——《道家部·庄子卷》，该套卷本搜辑了中国历代庄子学著作（包括《庄子》原著白文本及历代《庄子》校勘、注释、研究等）302部，合成精装16开本162册，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据悉，这“首批成果”的“发布会”，经文化部正式批准，在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于2011年12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隆重举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及一大批著名学者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这部空前浩大古籍文献文库首批成果的问世。

    由《简介》可以清楚看出，《子藏》工程是一个规模宏大、搜集全备、编辑质量上乘的历代子书文献集大成的文库（目前问世的《庄子卷》尽管有162册之多，收入302部书，却还只是整个《子藏》文库的一小部分，全部文库将纳入先秦至六朝包括《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在内的五十多部子书，及由这些子书所衍生的众多文献资料，其所收数量将达5000部之多）。翻开《简介》，首先扑入眼帘的是162册《庄子卷》的图册缩影照，精美典雅的图册，表明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出版这个宏大文库的高度重视。

    从总编纂对该文库编纂宗旨及具体编纂过程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子藏》编纂的总体原则是“求全且精”：即一方面要做到“竭泽而渔”式的“全”，汇辑、影印海内外所存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诸子白文本，及历代涉及诸子原著校勘、注释、研究等的各类著作（包括善本、珍本、孤本，乃至抄本、手稿本等第一手资料），力求搜罗殆尽（甚至还包括刊本与稿本或抄本并传，而内容有所不同者，也将一并予以收录，而对历代子书的多种批校本，则择善而从）；且还要顾及“精”，即特别要重视对诸多版本的精心选择，尤其对一些后代翻刻、影印而致残损的本子，力求找到能保持原貌的原本。这方面的例子，《庄子卷》是很好的说明。同样截止到1949年，《庄子卷》收录的历代庄子学著作，比前已问世的严灵峰所编的《庄子集成》（包括初编、续编、补编等），总数超出了130部，且一些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的珍本、孤本，严灵峰等人或未曾见到，或未予收录者，《庄子卷》都予以一一录入，足见其“全”的程度；而对版本的选择，严灵峰《庄子集成》（还包括其他一些大型丛书）收入的本子中，不少选用了民国间上海涵芬楼借北京白云观所藏明正统《道藏》加以影印的本子作为底本，而涵芬楼在影印这些本子时已将各书中众多的扉画尽予删除，还对版式作了改动，而《庄子卷》却不然，不用涵芬楼的影印本，直接以北京白云观原藏梵夹本的明正统《道藏》为底本，这就保证了原貌的完整性，便于读者和研究者看到原著的本来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吕惠卿的《庄子义》十卷，一般人只能见到宋末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引录的文字，以及民国陈任中据褚著引录及黑水城出土的吕著残页整理而成的《宋吕观文进庄子义》十卷，而无缘见到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的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刊本《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十卷，《庄子卷》则满足了庄学研究者的愿望，让吕惠卿的《庄子义》得以全貌展示于众。类似的例子在《庄子卷》中还有很多，足见编纂者为求“全且精”的良苦用心和所花费的功夫之深。可以相信，不光是《庄子卷》，此后《子藏》中的其他一系列子书的卷本，都会以这种精神和方式，体现“求全且精”的原则。

    从对《子藏》的编纂要求而言，不光是尽可能“全且精”地收录历代子书的各种有价值的本子，还要对各类本子按系列撰写“提要”（拟先出版单行本，而后汇成《总目提要》），这些“提要”，要求文字准确简要，体例基本一致——包括著者的生平、世次、爵里，以及著作的内容简介和版本源流等。《简介》中附了《南华真经五卷提要》，其所写文字，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编纂者的上述要求，它可称《庄子卷》（实际也是《子藏》）“提要”的范例，读者藉此可窥一斑。显然，《子藏》工程是十分浩大的，对学术质量的要求也相应非常严格，我们从眼下已经问世的《庄子卷》看，可以毫不怀疑地断定，编纂者为实现保质保量所作的努力，实际上已达到初定目标了。

    由《简介》的介绍，我们初步认识了《庄子卷》的基本面目，且透过它，似能窥到《子藏》的全豹之影了。这里应特别提及，总编纂方勇教授为《子藏》和《庄子卷》分别撰写的《〈子藏〉总序》及《庄子卷》“前言”，是两篇很能体现学问功力和学术分量的力作，它们完全可以作为论述子学史和庄子学史的论文看待，且前者以骈文形式撰就，足显作者扎实深厚的古文功底。也正如方勇教授在《〈子藏 〉总序》中所说：“敢以振兴文教自任，启动《子藏》工程，蒐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其霑溉子学，嘉惠来兹，蔑以加矣。”“然则《子藏》之纂，广蒐博采，荟萃群籍，若渤澥纳百川之流，太仓聚万斛之粟，自有子书以来，无有如斯之富有美备，蔚然称盛，不特策府藉资充盈，用垂久远，凡四方治子学者，盖不俟于遐搜之力，患乎旁稽之艰，亦可惬意餍心，足资观览矣。”这番话既说明了编纂《子藏》的真正目的——乃旨在“振兴文教”和“霑溉子学，嘉惠来兹”，也道出了完成此工程本身的难度和不易。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子藏》的问世，无疑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笔者以为，这个容纳5000种子学著作之巨、堪称煌煌宏大之古籍文献文库，一俟其全部出版问世，不仅将有利于当今的文化建设，有利于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传播和古典文献的妥善保存和流传，更将有功于后世千秋百代，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走向世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故而，笔者称《子藏》为旨在传世的工程，毫不为过，它的最终圆满完工，一定可成为传世的文献宝库，为世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