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谈话，永难忘怀

    接受编辑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的任务时，我刚入职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名刚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编辑，想到即将与一位闻名已久的大学者交流，内心的期盼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与朱先生开始了近一年半时间的联系。

    2010年8月27日，我第一次赴上海拜访朱先生，地点是复旦旁边的肺科医院，之前朱先生已查出肺部不适。当时来看望朱先生的人很多，我进去时先生略有疲态，但还是从病床上下来，坐在我的对面，细细嘱咐我要在修订版中恢复当初的附注。原来，《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于1995年3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为统一体例，辽教社将诸文附注尽行删除（仅保留《孔子与教育传统》一文注释），因而朱先生希望此次增订能够恢复附注。但当初手写的原稿已寄给辽教社，朱先生也并未留底稿，怎么办？《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收录的是朱先生1984年至1994年间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公开发表过，那么只要找到当时的刊物、书籍就可找到原文附注。朱先生对附注有着独到的看法：“述史或立论需附注释，是中外学界通行的规则。自年逾不惑，忘性日增，于是引文常注出处，首为备忘。年轻时通读《资本论》，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注解极为详尽，不仅注明引语出处，更重要的是涵泳解说性的和批判性的两类注解。我从其中获得的教益，不亚于那些精炼的正文。以后我整理文献时看重校注，撰写论文时尽量使正文简约可读，而以附加注释体现己见，应说是受此启迪的结果。”熟悉朱先生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走出中世纪》，还是《壶里春秋：晚清学术史论》等，朱先生的文章中，内文重在描述历史事件，而附注则不乏精彩观点，这当中虽然有着历史学家“尊重历史”的学术习惯，但这种独特的附注更表明了作者一种严谨的态度，即立足事实，先弄清楚事实，再推理出结论，而这种方法也可有效地避免陷入“先立论、后求证”的弊病。

    考虑到朱先生不可长时间劳累，谈话只进行了半个小时，但这半小时却让我感受到了学者的一种严谨，更对经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却因未受专业训练而一直未能登堂入室，于是决定回去通读朱先生所有著作。仍记得2010年的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坐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的五楼样书保存室，桌上放着那些复印好的附注，以及朱老师的《走出中世纪》初集、《走出中世纪》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壶里春秋》、《孔子思想体系》、《维新旧梦录》、《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本、《周予同经学史论》等。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本本书读来，内心不断为那些文字而震撼，其中《孔子思想体系》可以说颠覆我既往的一些观念。通读后便是整理总结，想起以往念管理学时常用的思维导图（一种用于知识管理的可视化软件），我开始梳理朱先生庞大的学术脉络。在日记中，我当时写道：“朱先生以中国经学为核心，有乾嘉学派重证据而少空言的严谨治学之风。论述上至经学、儒学与孔学的源头辨析，下至晚清民初经学研究的范式转化，并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体系；且研究成果从中国经学史向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扩展，多有新颖的、符合历史实相的结论……朱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的中世纪’，该命题可以分解为：什么是中国的中世纪？这个中世纪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

    2011年4月29日，我第二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朱先生家里，我给他送去清样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朱先生坐在沙发上，背后书柜几乎占满了一面墙。那时朱先生已被确认身患肺癌。阳光照过他的脸庞，我却分明地感受到了那目光依旧坚定，并未因恶疾而有丝毫退却。或许是之前休息充分，朱先生谈兴很浓，聊当前的国学热、聊他曾经到杭州开会的趣事、聊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最后，朱先生似有沉默，末了，他说，最欣赏的还是庄子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令朱先生如此激赏庄子，返回杭州后便打开了《庄子》。印象中，庄子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是反对人为束缚的，是最贴合人内心深处隐微的，那么对于生死，庄子怎么看？翻开《庄子》，有这么几句话：“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察其而来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行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人生无常，庄子视生死如春秋冬夏四时变迁，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死亡即回归于大自然。庄子的文章洋溢着不羁之风，感觉那风从远处吹来，大鹏鸟正展翅翱翔于九天之上。庄子于朱先生而言，如果说青年时代象征着对思想、精神与灵魂自由的追求，那么待历经人世沧桑之后，是否已化为某日午后一份出尘的通透与洒脱呢？

    2012年1月8日，我再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上海新华医院，三天前朱先生自病房收到《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样书。我记得那天杭州、上海都是阴雨天，一如我那时的心情。在杭州到上海的高铁上，我的脑中不断浮现出近半年以来的画面：2011年7月，收到朱先生审定后的清样稿，顿见多处错讹用红笔标出，大到排版格式，小至标点符号，附加的“另说五篇”附于其中，序言、附注及附释性说明添加在诸文中，目录也被重作分类；2011年8月，收到朱先生再经审定后的清样稿，还是有十几处错误被红笔标出；2011年10月，接到朱先生的电话，询问出版进度，希望能尽快出版以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2011年11月，收到朱先生对于封面的反馈意见，希望封面雅致、大气；2012年1月初，接到朱先生的电话，看到最终样书，他对于书中目录顺序调整未经他的最后首肯而表示不解……于是我想，朱先生是在病床上修改清样稿的吗？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呢？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呢？他还在给学生上课吗？站在讲台上会不会累呢？遇到我这样初涉出版缺乏经验的编辑，他又承担了多少原本该是编辑做的事呢？……怀着愧疚推开病房的门，此刻的朱先生因几次化疗而需要人搀扶，但他仍坚持下床，与我面对而谈。谈话围绕的是目录顺序，原定的顺序是先通论、后述史，而出版时顺序却被临时换成了先述史、后通论，朱先生认为打乱了全书的学术体系。先生虽经受着病魔的无情折磨，但仍一如之前，如春风化雨般……原本是去探望与致歉的我，却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受到这样一位被国际汉学界誉为“低调的大师”的学术智慧与思想氤氲，也更加深刻认识了书中的一些观点、全书的架构等等，以及这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大学者的风范。

    重新审视《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可清晰看到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学术界关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等论题的讨论的反映；而80年代“文化热”与本世纪初期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关于“什么是国学”等论题的讨论，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成为《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的现实意义。如书中朱先生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的区分，为不少学者所引用；又如提出“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等观点，至今仍令人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而书中严格建立在证据之上的述史，与通论部分彼此呼应，从而奠定朱先生严密的学术体系。在此种意义上，先通论，辨析概念；再述史，引证事实，就显示出其清晰的架构。

    回想与朱先生的三次谈话，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理解”二字。编辑作为杂家，自不能局限于某一门学科，而需要不断地去深入各个学科，面对不同的学科体系进行自我体悟，进而与作者沟通、合作。唯有深入理解作者的性格特征、学术历程以及作者在该学科领域的位置，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也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选题的特征，将之传达给社会大众。回头看，历史学科零起点的自己，正是在朱先生不断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才有了业务上的点滴进步和学识上的巨大收获。如果说作者每一本书的背后蕴含了编辑的劳动，那么，每一位编辑成长的背后，同样有着作者的宽容、理解与帮助。

    然而正当我重新调整好目录顺序，并经朱先生同意改正一版中的几处错误，而准备将二版清样交付印厂，盼着可以给朱先生一个交代的时候，却突传噩耗，2012年3月10日3点56分，朱先生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悲惋之际，心头更是深深的内疚，终未能让先生看到二版的样书，如果可以重头再来……思及此处，停笔凝噎，已难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