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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一件据称是“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书法册页惊现京城拍场”，当时，许多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引起收藏、拍卖、书画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据介绍，此册页从香港征集而来，是朱熹于1192年为福建长乐的弟子陈彦忠、陈彦孝兄弟二人同榜登第而作，故名《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由于此诗册与据说是“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20年来出现的唯一一件‘元四家’真迹、倪瓒的《江亭山色图》同时亮相”，故被媒体戏称为是“朱熹领军，倪瓒挂帅”。颇富传奇色彩的是，领军人物“朱熹”在预展期间居然被盗，继而又被追回，一时又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而自那以后数年间，该册页的真伪一直令文物界争论不休。然而，就是这件备受质疑的诗册，2010年又现身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当年春季拍卖会“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专场上。该册页真伪如何，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值得探究。
真伪之辨，数年不休
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是被拍卖界作为“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拍品”隆重推出的。现在所能见到较早对拍品详加介绍的文章，是周铮在《中国书画》2004年第11期发表的《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考》：
此册系经改装而成，原件似为横卷。改装成册后，朱熹手书的诗作占五开半，其后有陶敦临题跋（四段）及朱家缙观款占一开，启功题跋占一开。
朱熹的诗作为一首七言律诗，因原件残旧，其中有几个缺文。全诗如下：
“秋闱春榜两同年，昆玉□参□□□。□□乍辞芹泮路，绿袍新醉凤池筵。东南文运今方盛，虞典人才古独先。忝我师儒真不负，长歌喜极为重编。”诗后署“考亭朱熹题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在朱熹名字上面钤“晦翁”、“朱熹之印”二章，均朱文，篆法古朴。……
那么朱熹的这首赠诗又是何时所书呢？署款“考亭”二字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根据。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绍熙三年）二月，始筑室于建阳之考亭”，故此诗必作于绍熙三年朱熹卜居考亭之后。绍熙三年（1192）朱熹63岁，至庆元六年（1200）71岁逝世之间，录取进士的考试共举行三次，即绍熙四年（1193）、庆元二年（1196）和庆元五年（1199），在这三次考试中尤以第一次的可能性最大。《宋史·光宗纪》：“（绍熙四年五月）己巳（四日），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身。”知大词人陈亮获取了此榜的状元。陈亮考取状元后，朱熹曾写信致贺（见《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十五）。朱熹既然向考取状元的陈亮致贺，那么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朱熹的这首赠诗并非通过邮寄的方式，而是陈士直兄弟俩考中后，由京都临安返归家乡长乐，途中迂道建阳拜谒老师时，由朱熹题写后当面赠予的，故署款特别署明其住所“考亭”二字。时间可能在绍熙四年五、六月间。……
拍卖公司则称，该诗册书法笔墨雄健，超逸绝伦，下笔沉着，有晋人风度，书法造诣不逊于颜真卿。总而言之，它是近年拍场中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拍品”。然而，这件当时估价为300万元的拍品却在预展的第二天离奇失踪。后警方入，拍品失踪后的14天，此案告破，窃贼刁某锒铛入狱。
但是，此拍品的真实性却受到严重质疑。2005年4月13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王志军的署名文章《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真伪辨》。该文认为，存世的朱熹书法作品真迹中，以《城南唱和诗》为其代表作，行笔顺畅，行气连贯，点划圆润，中锋入笔，藏锋隐芒，结构秀美，偶露变化，以求字体和行气整体之生动之态。
朱氏所书，不论真伪，均应与此品书合。而《赠门人诗册》却书技拙劣，鲜有大家气象，与真迹《城南唱和诗》相比，可谓谬之千里。通篇文字，无一可圈可点之处，行笔狂躁，似不堪心志之苦，肌肤之劳、奋起乱书一通，毫无学者风范，应是没有见过朱熹书法真迹的后人所为。文章还指出， 朱熹在理学上的杰出贡献为8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敬仰、珍视，家有一字莫不视若拱璧，大肆传扬，编纂入朱氏诗文集，而拍品赠门人七言诗却为何不见著录于朱氏诗文集中？另，该册原配题跋被收藏者以“残不堪”为由割去，十分蹊跷。
此后不久，诤言在《“国宝”〈赠门人诗册〉失而复得又失真》中赞同此说。他认为，“王志军先生的观点看法既十分客观，又极富灼见。该诗册遭受质疑绝非偶然，而是必然。首先，朱熹大字书法迄今并未见有真迹传世，如今突然‘面世’，怎不令人疑虑重重？其二，该诗册的书风与目前海内外所藏的几件朱熹真迹大相径庭，完全不合。朱熹的书法真迹皆典雅俊秀，行笔迅疾，含蓄内敛，不激不厉，富有极浓的书卷气。而拍品则苍白乏韵，毫无神采可言，明显与南宋的书风迥异。其三，全篇用笔毫不得法，点划败笔连连，既矫揉造作，又火气浮躁，缺乏起码的基本功表现。其四，古来名家珍品讲究流传有绪，一件如此难得一见的朱熹大字书法诗册，既不见于朱熹诗集，更从未有任何著录，且流传800多年来藏家与鉴家的题跋也少得可怜，只有清末陶敦临一家四段题跋，如此重要的书作却受到这般冷遇，实在令人费解，耐人寻味。”
他还告诫收藏者说“宋元书画珍品被博物馆定为一级文物，可见宋元书画是何等稀罕之物。因此，拍场中出现宋元名家书画，其真伪实在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番，否则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朱熹《赠门人诗册》真伪遭人质疑表明，在艺术品拍卖尚不保真的今天，拍卖公司的宣传只是一家之言，绝不可偏听偏信。尤其对某些不负责任、别有用心的包装，更应保持高度的警惕。”（诤言《“国宝”〈赠门人诗册〉失而复得又失真》，《北京日报》2005年6月27日）
由于此诗册在预展时离奇被盗，后又失而复得，继而又遭人质疑的传奇经历，既跌宕起伏，又颇富传奇色彩，成为当时国内艺术品拍卖界的一大奇闻。
然而，就是这件备受质疑的诗册，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复于2010年5月16日，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春季拍卖会“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专场上重新亮相。只是，这一次露面，拍卖方显得十分低调，没有了往日那种呼天抢地的吆喝。
以上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此诗册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基本情况。在此， 笔者无意对诗册的书艺再作评价。其实，该诗册书法究竟是“笔墨雄健，超逸绝伦，下笔沉着，有晋人风度，书法造诣不逊于颜真卿”，还是“书技拙劣”，“点划败笔连连，既矫揉造作，又火气浮躁，缺乏起码的基本功”，只要将朱熹的《城南唱和诗》与此诗册在眼前一摆，二者之高下，无异于天壤之别，是真是假，真伪立判！
名相家藏，竟是伪帖
应该说，此诗册并非如此前拍卖界人士所说的，是“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书法册页，在此，先为此帖找一个“前身”，或者说是一条“史料记载”。在清初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七“陈彦忠先生士直”条下有这么一段文字：
陈士直字彦忠，闽清人。按彦忠先生为朱子门徒，仅见姓氏。
馥家藏先公所遗朱子墨迹一轴，书赠人诗一首。后云“考亭朱某题赠门人彦忠彦孝昆玉同榜登第”。其诗云：
秋闱春榜两同年，
昆玉连登岂偶然。
青领乍辞芹泮路，
緑袍新醉凤池筵。
东南文运今方盛，
虞典人才古独先。
忝我师儒真不负，
长歌喜极为重编。
此书为赠彦忠、彦孝昆玉二人登第，而不系姓。考闽中只《三山志》有陈正(士)直字彦忠。又不列选举。且彦孝亦不著姓名。至他省诸门徒无从寻访，今姑附陈氏士直姓氏籍贯下，至其诗之真否，待共订之。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谨识疑于后云。再考《朱子大全续集》有与叶彦忠一札三段，论易传并属校学，疑亦门人之列，未知孰是,待再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在这段引文中，李清馥对其家藏“朱子墨迹”作了详细的叙述。首先，说明此藏品的来源，为其“先公所遗”。其次，是对藏品的描述。所录诗句，完整无缺，可以将上述的拍品中的缺字全部补充完整。落款为“考亭朱某题赠门人彦忠彦孝昆玉同榜登第”。与拍品《赠门人诗册》相比，明显多出了“昆玉”二字。其三，对彦忠的籍贯，指出是“闽清人”，而不是长乐人。应该说，闽清是对的。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也认为陈氏是闽清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其四，在朱门弟子中，还有一位叶彦忠，诗题中的“彦忠”，究竟是陈彦忠，还是叶彦忠，存疑待考。其五，此诗是真是假？还有待日后再考“订之”。其六，“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但仍不能确定，“谨识疑于后”。
考李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康熙朝名儒名相李光地之孙，以荫授兵部员外郎，官至治中、大名、广平知府等。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即撰写于广平知府任上。文中“先公所遗”的“先公”，指的应是其祖父李光地。由此可知，李清馥得之于其“先公”的朱子墨迹，源自清康熙年间。
将李清馥的描述，与上文所引众人之说做一对比，可以发现以下几处疑点：
1、李清馥得之于其“先公”的朱子墨迹，虽然与近年在拍卖市场出现的《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所书是同一首诗，但二者并非是同一物件。理由是李清馥本的落款比“诗册”多出了“昆玉”二字。
2、李清馥认为“其字迹笔画用草笔写就，与文公平昔刻本翰墨似若一辙”，而“诗册”的笔法，则与公认的朱熹法书作品判然有别，实在谈不上是“似若一辙”。
3、李光地是康熙朝的名儒、名相，朱子理学的积极传播者，生平最为尊崇朱熹。曾奉敕编纂《朱子大全》一书，对朱熹的著作尤其是《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可谓稔熟于心，但对这件最初由他收藏的朱子墨迹，竟然可以只字不提，在其所著《榕村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提到“考亭”的文字有5处，提到“朱子”有340多处，但全部与此“朱子墨迹”无关。由此可知，在这位名相的心目中，此“朱子墨迹”绝非真迹！否则，很难解释这位朱子学的后继者，竟然会对其尊崇的先贤“法书”如此冷漠。
4、之所以断定李清馥的“朱子墨迹”，和《赠门人诗册》都不是朱熹的真迹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两件落款都是“考亭朱某”、“考亭朱熹”。拙文《〈游云谷诗卷〉是朱熹真迹吗》（《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文化周刊》）通过列举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考亭”作为朱熹的号，全部来自他的门人弟子或后学，而无一条是他本人自称。而这两件作品的落款都是“考亭朱某”或“考亭朱熹”，由此可知都不是朱熹的自书。在此，还必须特别指出，把这里的“考亭”解读为“住所考亭”，是不对的。在《朱熹榜书千字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末，朱熹落款所书“庆元口口春三月云谷七十老人朱熹识于考亭之南窗”，这里的“考亭”才是住所，而“考亭朱熹”，则是自号。
5、这首诗的主旨是庆贺门人登第，表达的是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这与朱熹的思想完全不符。朱熹虽不反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不鼓励。他认为“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朱子语类》卷一百八）他说：“某于科举，自小便见得轻。”（《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熹看来，追逐功名利禄的科举之业，与儒者所提倡的“正心诚意”、由内圣而外王的圣贤之学根本就是两途，但当时的教育制度又迫使读书人不得不从事举业，因为只有这样，儒者才有可能从政，才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两难选择。所以，他对门人弟子的要求是“自不相妨虽应科举，亦自不为科举所累”。（《答刘复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其实，在朱门弟子中，因科举而登第，甚而成为州、县，乃至更高层的官员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在被认为陈氏兄弟“昆玉连登”“可能性最大”的绍熙四年（1193），就有朱子的门人建阳考亭人氏陈总龟、光泽县李文子、浦城县杨与立、江西都昌冯椅、庐陵李如圭等登第中了进士，而在《朱文公文集》中，朱熹因此而写贺诗的，一首也没有。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文集》中找到他对“落第者”的祝贺。如同样是门人的庐陵(今江西吉安)刘黼(季章)赴试,因故而落第，朱熹在给他的书信中说：“省闱不合，浩然西归，无愧于心，所得多矣，甚贺甚贺。”（《答刘季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
有人以“陈亮考取状元后，朱熹曾写信致贺”为据，认为“朱熹既然向考取状元的陈亮致贺，那么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也就不足为怪了。”（周铮《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考》）其实，朱熹写信向陈亮表示祝贺，不过淡淡的一句话：“自闻荣归，日欲遣人致问，未能，然亦尝附邻舍陈君一书于城中转达，不知已到未也。”（《答陈同甫书》十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而且这通所谓的“贺信”，是在他与陈亮在长期的激烈的“王霸义利之辩“之后，为缓和二者之间的紧张，而作的一种礼节性的问候，这与“诗册”中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判然有别，以此作为“对同榜考取进士的陈士直兄弟俩予以赠诗”的依据，显然并不合适。
6、关于朱熹这首被称为“佚诗”的写作时间，周铮以署款“考亭”二字为据，认为“必作于绍熙三年朱熹卜居考亭之后。绍熙三年（1192）朱熹63岁，至庆元六年（1200）71岁逝世之间，录取进士的考试共举行三次，即绍熙四年（1193）、庆元二年（1196）和庆元五年（1199），在这三次考试中尤以第一次的可能性最大。又引《宋史?光宗纪》说：“（绍熙四年五月）己巳（四日），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身。”也就是说，陈士直兄弟双双登第可能是在绍熙四年。
愚笨如我辈，竟然就信以为真，搬出了历史档案——找来了龚延明和祖慧先生编纂的《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把该书所考证出的绍熙四年396名进士，从头到尾查了一个遍。而且还作了一个统计，396名进士中，福建籍的进士共84名，其中长乐、闽清的各有两名，闽县11人，侯官6人——奇怪的是，其中根本就没有陈士直彦忠、彦孝兄弟的大名。如此，还是不死心，接着再往下查庆元二年、庆元五年的进士名录——遗憾，还是没有！
结语
本文虽然推翻了“从未被史料记载过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书法册页”的说法，提出此书法册页其实是有“史料”记载的，这就是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表面来看，似乎可以为《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找到了历史的根据，证实了此“诗册”是一件传承有序的作品。然而，很遗憾，当我们认真分析了李清馥的收藏，和“诗册”的种种现象，结论只能说，这两件都不是朱熹的真迹。若要说传承的话，只能说,“诗册”并非全然凭空伪造，而是一件传承有自，即有“历史依据”的伪帖。把这样一件伪帖，说成是“国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在朱子学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即近年来从“全球”，或者说是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回流到中国古董拍卖市场的朱子遗墨，出现了太多的伪帖。《赠门人诗册》是这样，《游云谷诗卷》是这样，《游云谷诗屏》、《朱熹 （款） 行书试卷手卷》（见拙文《一幅伪造的朱熹书帖》，《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9日4版）等也是这样。其共同特点是，都附有从海外回流的“入境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在此，“在艺术品拍卖尚不保真的今天”，善意地提醒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们，请擦亮你的双眸，莫让浮云遮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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