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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07日 星期三

    贺麟与“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07日   15 版)

        研究孟子,绕不过杨朱、墨翟。现代人如何看杨、墨?就得提到四川金堂籍大学者贺麟(1902—1992)。再刨根究底,于是发现了“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贺麟发表于1941年的《论假私济公》有云:

        近代哲学家之对待自私,大都采取梁任公称赞费希特哲学思想的话,所谓“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以墨子之兼爱为归宿”的策略。这不仅代表了一种新观点,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另具有一番教导世人,打破人我界限,假私济公的苦口婆心。

        1944年12月,《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发表贺麟的《杨墨的新评价》又云:

        利己与利他(杨子与墨子),虽说失之偏执,似应设法调解,而不可一味抹煞。现代的中国,旧的儒家思想,特别关于家庭、国家、礼教方面的思想,业已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破坏摧毁。杨子的思想已随西洋个人主义的输入而抬头,墨子的思想,亦随西洋的宗教思想、人道教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而复兴。故今后新儒家思想的发展,似亦不得不部分的容纳杨墨的精华,而赋予新的意义。且西洋近代注重社会理想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梁任公称费希特语),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出发点,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归宿点,便可说是得到相当可取的调解,而值得我们的借鉴了。

        以上两段话,录自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的《文化与人生》第67、205页。此书乃新版,盖因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过,而且把所编文章分为上、下篇,如《杨墨的新评价》收入上篇,《论假私济公》收入下篇。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2编第43册,收有1947年版的影印版。

        仔细对照旧版、新版,以上两段话仅有个别文字的差异,如新版说的“费希特”,旧版译为“费希德”。“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究竟出自哪里?新旧两版均未具体说明。到了晚年,贺麟才关心起这个问题。

        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中国哲学》第2辑,刊有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文章介绍梁启超(1873—1929)与康德哲学时说道:

        他也曾写了一篇《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他强调费希德注重自我,是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准确,也有一定道理。

        贺麟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并易题为《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它叙述梁启超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文字略有改动:

        他也曾写了一篇“费希特人生天职论述评”,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他强调费希特注重自我,是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准确,也有一定道理。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的出自《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吗?梁启超把费希特译为“菲斯的”,这篇文章收入《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70—84页。我极其细心地读过此文,竟然不见“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这句话的踪影。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分两次原载1915年4、5月出版的《大中华杂志》(The Great Chung Hwa Magazine)第1卷第4、5期。梁启超担纲主任撰述的《大中华杂志》不难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出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影印了1915—1916年全部24期的杂志,计12册、3015页。《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见第2册第661—671页、第3册第875—889页。遗憾的是,这个原始版本同样不见贺麟说的“梁任公称费希特语”。

        《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5期刊登的《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续)》末尾有段话:

        述者案:以上所述,为菲斯的对公众极有名之演说词,其影响于德国百年来之人心者颇大,不识吾国人读之能受用否?若其不能,则是吾之学与吾之文不足以达之也。菲氏尚有论士君子之天职一篇,其言更锐入使人奋发,吾更将述为余论,登诸次期。

        以上这段话,《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未录,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亦未收。梁启超说的“吾更将述为余论,登诸次期”,并未兑现。因为《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6期(1915年6月20日出版)有梁启超的《论理学与心理学之关系》等文,但无有关费希特的余论。

        梁启超一生留下的文字太多,《饮冰室合集》凡12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凡3册。他是否说过“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笔者无力确证。如今网络发达,可搜寻的结果亦令人失望。至此,只得断定贺麟说的“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是个问题了!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倒是说过:

        菲斯的之教义,常谓我为我而生,我为我而存,骤视之,若与杨氏之说同一根柢;而其感化力所及,殆率天下而为墨氏之徒,此无他故焉。彼其于人我间之沟通,别有所悬解,深察乎非兼用他爱,则无以举自爱之实,故其倡导他爱也;常根据自爱主义以立言,未尝陈高义,厉畸行,而自能鞭辟近里。此菲氏社会观之所为可贵也。

        难道这就是贺麟的蓝本?笔者以为,它跟“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毕竟出入太大。因而,所谓“梁任公称费希特语”,既必须承认它是贺麟的误记,更该视为这位新儒家创造性转化杨墨之道的理性追求!

        写到这里,想起陈寅恪(1890—1969)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乃1929年的话,影响深远。更想起《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说过:“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一切道德律皆导源于是。”此乃1915年的话,当时又以字号增大、字体加粗排印,分外醒目。假如两者存在某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关联,那就是笔者写这篇杂记的意外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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