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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07日 星期三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07日   16 版)
    这张照片全底片冲洗放大,构图上没有多余的部分。拍摄地点在华山上,张艺谋选择了一组粗壮有力的枝干伸向空中的造型。他冒着掉下万丈深渊的危险,趴在山崖上拍摄而成。

        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张艺谋

        “每个人都是影像记忆。从你记事那天起,发生的很多事,比如你跟别人大吵一架,时间长了,说的话都忘了,但吵架的场景、凶狠的眼神你能记忆至今。”张艺谋说。

        1988年他在台湾的大伯回到西安和父亲见面,那时候他正在筹拍《代号美洲豹》。他今天的回忆也完全是画面式的。夏天,夜里,热,屋子很小,电扇声音很大,呜呜吹。大伯和父亲长得很像,只是父亲更瘦些。灯光幽暗,两个老人光着膀子用地道陕西话聊,说到瓦窑堡战役,说到当年那些战事,那些黄埔老同学的下落,声音低沉,空气黏浊。这就像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他有点以己推人,其实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连自己十年未见的亲人都未必记得住模样,但能记住几十年前说的话,有一些特别的气息,能让他想起来,嗯,十年前我在什么地方曾经闻到过一样的味道。

        “我买了相机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我给你画一个吧。”张艺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画起来,他先画好框线,在里面画细节。

        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买了一台相机,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他卖血买相机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这对塑造一个带点儿悲情色彩的上进青年大有好处,不过事实也没有那么浪漫。

        张艺谋的表哥宁珑是他的启蒙老师,表哥爱照相。陕西一家军工厂出很便宜的华山相机,135的,只有8块钱,在当时也不能算奢侈品。张艺谋跟着表哥放过照片,一放放一夜,觉得挺有意思。闲的时候借表哥的相机出去玩过几次,之后就上了瘾,打算自己买个相机。

        1971年,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八厂工人,一开始的工资是36块,后来涨到40块零2毛。对于轻纺系统的二级工来说,这个工资已经到头了。每个月的生活费有十五六块钱,加上五块十块的互助金,再有点其他花销,每个月能攒下10块钱左右。那个年代工厂组织献血是很正常的,健康青工,人人有份,献完血每人有20块的补助,这些补助放到买相机的钱里。攒了三年多,加上点母亲的赞助,1974年,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相机。又添了几块钱买了中黄滤色镜。

        “我端着相机在渭河边儿转悠,心里想着摄影前辈薛子江的话,用眼睛发现美,嗬,心里感觉那个不一样,我不正在向大师看齐么?搞创作嘛。”

        早晨的渭河边儿,刚下过雨,有个老乡拉着头牛在犁地。土是深色的,一道一道被翻开,质感非常好。侧逆光,角度比较低,犁开的地看起来是一条条弧线,地平线放得高,人和牛都很小。

        画完后张艺谋吐出一口气:“看起来有点后来《黄土地》的意思吧。”他画框线不用尺,横平竖直,这大概也是这行的基本功。

        第一张照片有了比较清晰的构图感,放出来以后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哟,拍得还不错。张艺谋做了个小镜框,挂在宿舍床头,工友们来串门,谁见谁夸。“你想想,1974年,看到的图都还是那些革命的东西,这张照片就显得特别不一样。”

        从插队农村到工厂,已经是个巨大的飞跃。原本以他的家庭成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进工厂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个年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文体。好在张艺谋篮球打得不错,远距离投篮很准,加上擅长写美术字、刷大标语、画主席像,就是这点儿文体特长,让他迈过了出身问题的坎儿,被招到工厂。

        “我好像从来都这样,想做个什么事,先不声张,悄悄做准备。”张艺谋说。刚进工厂打算学摄影,他开始偷偷攒钱,跟表哥借书,跟同学借,还有一些是同学从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段时间以后还得还回去。

        借来的书不能久留,只有抄。“我相信一句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要学摄影了,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老摄影家薛子江的《风景摄影构图》,那是无可置疑的经典。书上说,要搞摄影,最好是自己洗自己放,所以张艺谋也看了很多暗室操作的书,老实说,看不大懂。不管,能借来的都整本儿抄一遍。“我抄了几十万字。那会儿的书不像现在,动不动大厚本儿,很多都是小册子。” 字迹极工整,一个年轻人的敬畏尽在其中。“抄了三年,我似乎懂了一些。”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颜料有时流下来,血淋淋,悍然可惧。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了。

        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厂,气氛和今天迥然不同,没有利润要求,没有竞争,一切按计划生产。工厂把人的吃喝拉撒睡全管遍了,还张罗各种文体活动,是政治要求,也能愉悦身心,保媒拉纤。张艺谋是车间的宣传员,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溜出生产第一线。只要在车间里瞟见厂宣传科的人,张艺谋就暗喜。运气好,碰到咸阳市工厂组织的篮球赛,能训练三个月,发鞋、发衣服、发补贴。遇见系统内办大型展览的,那就是张艺谋的嘉年华。

        大型展览的好处在于,张艺谋可以借此和系统内的美术专业人士厮混。有个叫杨庚绪的美院高材生,张艺谋心中有首歌,歌词大意是,跟着老杨办展览,那是傍大款。轻纺系统有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集中在织布、纺纱、印染工艺室做图案设计,多是美院和工艺美院的大学生、美院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和中专生。“1966年以前的美院和附中毕业生水平非常高,”张艺谋说,“我也是跟着他们才长了见识。七四年七五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油画、国画、水粉,以前只见到红卫兵大专栏,跟着美术专业人士偷偷看些名画,受了点儿熏染。”就算是业余的里头也藏龙卧虎,厂里有一个叫吴德功的,他摹过列维坦名画《深渊旁》,画得非常好,极有才华,张艺谋看了很震动。

        氛围是重要的,张艺谋学画画是从努力争当工具开始的,跟着别人看了真正的美术作品,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差太远。几年下来,这些人给张艺谋的提点,美学知识有了点基础。“一个工人,什么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氛围的熏陶,你不能建立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这个画好不好,好在哪儿,你根本不懂。”

        这段经历对张艺谋影响很深:“直到今天,我这半瓶子,其实都不算半瓶子,就一瓶底儿粗浅的美学知识,仍旧发挥着功用。我自己的体会是,拍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对美学了解那么透,你知道了粗浅的基础性的东西,就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对于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对点线面这些美学常识,我就那么几年粗浅的了解,在你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取向都有的前提下,在你对呈现的介质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你就有了支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拍一个画家的电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坦白说,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从专业上来讲,大学学的东西没有我在工厂跟那些人学的东西多。大学里课程真正关于摄影构图、摄影用光、中外美术分析基础课也就是点到为止,反倒是在工厂这些完全不知道未来用得上的学习,如饥似渴的学习,勤奋的反复磨练,更为扎实。”

        跟着美术人才混,张艺谋也有让人高看的地方。一是他爱学的那份诚恳,一是他摄影的专长——至少他们不会。有一次张艺谋去工艺室,桌上摆了一盆文竹。他觉得有意思,跟人打个招呼带回去了。在家弄了个一百瓦灯泡做逆光,后面拿白纸一垫,拍了剪影,错位放大,再有一个阴影出来,这就是《青竹》。照片放出来,写上毛笔字,画好章,还文竹的时候一起给人看。虽然之前不少人都看过张艺谋的照片,也很赞赏,这次不同,一盆不起眼的文竹,在他的捣鼓下成了一幅具有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变魔术一样。“好多人因为这个原因高看我,虽然我是业余的,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小子还行。”田钧是印染厂工艺室的,进厂前,他是西安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对这幅《青竹》大加赞赏。如果没有他给张艺谋的建议,张艺谋连电影学院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进入这所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学。张艺谋说:“我这命里尽有贵人相助,就我自己,弄不成。”

        1977年10月,中国废除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课考试,择优录取。当年就举行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考生年龄放得很宽,父子同时考上大学绝非孤例。张艺谋说,那年他知道有高考,就是完全没醒过味儿来。

        “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和老高二老高三那群人不一样,他们有概念,我没有,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张艺谋说。他依然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厂里派去做的展览、活动之外,所有的剩余时间都在摄影和冲洗照片,忙着自学成才。

        就算张艺谋1977年就觉察他可以上大学,他也上不了北京电影学院,北电那时候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1978年才恢复建制。“1978年继续面向社会招生,我醒过来了。好像可以上大学了?好像家庭出身问题不是障碍了?我开始蠢蠢欲动。”

        张艺谋当时就想上大学,管他什么大学,上了再说。当时社会上传言,1978年是最后一年面向社会招生,以后都招应届生了。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张艺谋有了紧迫感,“再也顾不上自学成才了”。

        工厂里像张艺谋这么想的不止一个,“织布车间有个青工,木匠活做得好,会打家具。有一天捧着一摞家具图纸来找我咨询:‘艺谋,你帮我把这些拍下来。听说有个中国工艺美院,他们有个什么木匠系,你看我去考成不成?’我啥都不知道,只是隐隐觉得,人家工艺美院应该没有木匠这么个系,人家培养的应该是美术人才,不是工匠。但也不好意思打击人。那时候就是这样,有点想法的全动起来,病急乱投医,只要能上大学,什么都行”。

        张艺谋反省了一下,自己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文化课肯定不行,只能通过自己的文体特长想办法。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体育学院,虽然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都会玩,也就是一业余水平,加上身体条件上也没什么优势,估计没戏。第二个想法就是考美院。美院要考素描,张艺谋之前看人家画过,自己也简单练过,不过没有专业指导。赶紧借俩石膏球在宿舍画素描,没受过这训练,球都画不圆。画了十天八天,放弃了。特长看来发挥不了,张艺谋开始琢磨考西北农学院,据说畜牧专业分比较低,容易上。正乱哄哄,田钧给张艺谋出了个主意。“田钧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张艺谋说。

        田钧向张艺谋建议,他拍照拍得非常好,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我,一个工人,在咸阳那么个地方,跟人家北京上海的人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信息来源,完全没听说过还有电影学院这么个地方。田钧还建议我考摄影系,我更没听说过有摄影系。”张艺谋说。田钧从美院附中毕业后,原本已经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后来文革来了,作废了。他还告诉张艺谋,摄影系好考,文化课之外,也就是几个考官拿几幅作品让你分析一下。张艺谋说:“我进了学校才知道,我们摄影系是照着前苏联电影大学的培养方式来的,摄影师一定要绘画水平高,所以美院附中的学生一考一个准儿。”有时候不知道底细的莽撞,反而能有一腔悍勇,知道底细,反倒怯了。信息掌握越丰富,人便越没有把握,传奇没准就此断送。

        张艺谋天天守着看《人民日报》,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一看年龄限制,心悬起来。虽然是面向社会招生,电影学院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导演系可以放到26岁,摄影系的只到22岁。“按照证件上的生日,我超龄5岁,这个生日是转户口的时候搞错的。我母亲告诉我,我真正的生日是1950年4月2号。比户口上的年龄还大半岁。虽然都超龄,好歹还占了半年的便宜。”

        说起岁数,张艺谋有点较真:“我进北电的时候从户口上看我是最大的,同班同学比我弟弟都小,自己很尴尬。不过我至今依然坚定地认为,至少导演系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改过岁数的,我认为他们有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甚至是1949年的,比我还大一岁!”

        张艺谋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北电的老校址小西天报名。老师们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很好,但是超龄太多,这是个硬杠杠,连名都没报上。

        指路明灯田钧第二次给张艺谋关键指点。他建议张艺谋给文化部长写封信。当时的文化部长是黄镇,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画家,田钧看过黄镇的速写。“他懂画”,田钧分析:“北京电影学院直属文化部,他是领导,也是内行,你不妨给他写封信,把你的作品寄去,照片很直观,他一看就知道好坏,没准一爱才,就把你给要了。”

        事实证明,虽然过程有波折,田钧的预测完全实现。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在印染厂画花布图案的工人,去揣摩一个部长的想法,并没那么遥不可及。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工人给部长写信提出要求,但这对当时的张艺谋问题不大。这是他最后一丝希望,既然他连文化部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找部长帮忙解决上学问题也荒唐不到哪儿去。

        张艺谋立刻找到了在咸阳中医学院摄影室工作的刘大模,说要放片子,请他帮忙。刘大模很痛快,下了班之后把钥匙交给张艺谋,相纸药水随便用。张艺谋在工厂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制作给黄镇部长的影集。摄影室的暗房正好在装修,临时在厕所弄了个暗房。刘大模下班之后,张艺谋拿好材料,潜入厕所。“底下是蹲坑,味儿大,熏眼睛。我在坑上面垫块板,放上桌子,开干。” 不管怎么说,厕所里放的照片,至少有味儿。

        连着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张艺谋把自认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照片放了好几套,精心制作相册,把照片贴上,附上说明。这些话的内容,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用词拗口,情绪奔放,但遥想那时候张艺谋的心态,大约这种奔放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吧。

        但对这笔字儿,张艺谋至今还是满意的,不是有多么高的书法价值,那种认真的状态,精确的文字框线布局,让他触动。也许那个深更半夜在厕所里忙活的张艺谋,趴在桌上给黄镇部长写信的张艺谋,在这些字里更为生动。

        “这是文革时候刻钢板练出来的,当时也照着字帖练扁魏体,练走样了,只有字还是扁的。我写字不打格子,用铅笔在底下轻轻画上点,直接在上面写。最后画外框线。”张艺谋说。

        那会儿张艺谋没有鸭嘴笔,也不能直接用尺子比着画,容易让墨水洇开。他把两把尺子摞起来,下面的尺子稍往后挪一点,给上面的尺子造出腾空的距离,再比着上面的尺子画出线条。最大的难度是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写错一笔,废掉重做。

        精确的目测能力是张艺谋刻钢板和摄影苦练的成果,不用框线能写得整齐。至今他在一块大黑板上从左写到右,依然可以保证字在一条直线上。今天工作人员调投影仪,所有人都觉得已经很正了,张艺谋瞄一眼,说怎么往左怎么往右调一点,调完之后一定是对的。他这把功夫,至今没撂下。

        这时候有人提醒,电影是动的,拍的是人,你光是弄风景和花花草草的照片不行吧。张艺谋深觉有理,其他三大才子被发动起来,张艺谋临时想了个情节,表现我英勇的海军战士被捕后威武不屈,软硬不吃。滑尔刚成了张艺谋影像史上的第一代男主角。

        现在看这些情境设置,傻傻的,没什么创意,也感觉不到什么冲击。不过当时张艺谋看过的电影,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想破天也就到这儿了。

        影集做了若干套,张艺谋选出了卷面最为整洁的,作为给黄镇部长的叩门之作,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主要是当年挑剩下的,有的照片,张艺谋这里已经没有了。全家早就动员起来,广开思路,设想能有什么渠道可以把影集送到部长手中。

        所有的可能性归结起来,两条线索。“一条是母亲这边。我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有同学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经常给高级干部看病,也许能递到黄镇手中。一条是我前妻肖华的关系。肖华的姐夫王涤寰在北京,跟书画圈里的人比较熟,据说一个叫白雪石的画家认识漫画家华君武,可以通过这条线找到黄镇。”于是影集加上一封信,一式两份,同时寄到北京。

        指路明灯田钧对张艺谋要写给部长的信也提了建议,一要字大,看起来容易,二要简短,诉求清晰,领导一般都没那么多时间。这封信也就一页半。里面介绍了自己是谁,接下来控诉“四人帮”耽误了青春,说明自己爱好摄影,想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超龄了,想请部长帮助自己实现上学的愿望。

        张艺谋母亲那条线石沉大海,肖华那条线真把影集和信送到了华君武手里,华君武写了一封信,连带张艺谋的作品和信一起送到黄镇手里。

        1978年7月20日,华君武的信送到了黄镇手中,华君武对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评价是“感到实在好”,也说了张艺谋的困难和意愿,请黄镇看看他的作品。

        黄镇当天就在华君武的信上回复,说张艺谋的作品“很有水平”,认为应该加紧培养。告知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立即通知张艺谋入学深造,可以以进修生或者其他适当名义解决这个特殊问题。

        黄镇的态度一开始就比较明确,既然是个有水平的,就赶紧收进学校,名目部分,学校可以想办法。大概他也没有想到,7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小组回复黄镇,话说得很客气,解释了诸多现实存在的困难和该生未来发展的年龄障碍,总而言之一句话,北京电影学院不适合接收张艺谋。

        张艺谋直到进学校都不知道有过这样的波折,是从写他的大字报中才知道个大概。今天说起来,张艺谋觉得,回复这封信的电影学院领导确实非常为难。他们根本不知道张艺谋是谁,还得一级一级往下问。问到摄影系,系里招生的老师知道这个人,又把情况一级级反馈上去。刚解放手脚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不符合规则的事不满,摄影系在招收张艺谋的问题上有很大反弹。而对黄镇而言,这本又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一个人有才华就应该培养,入学条件是人定的,但应该为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让路。

        北电的回复让毫无准备的黄镇很不高兴,当时有传言说,黄镇气得拍了桌子,说了九个字:“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原本基于爱才之意,后面倒激成了大字报中所说的“长官意志”。现在看,黄镇和北电领导都挺有个性,也都值得尊重。

        张艺谋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让他去北电学习。张艺谋被破格录取,在陕西成了名人。他去派出所办户口和粮油关系转移,民警提醒他,北电的这封信和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不一样,张艺谋也觉得奇怪,没深想。民警没处理过这类事儿,也许慑于张艺谋在当地如日中天的传奇威名,也给办了。

        人有时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不管不顾,甩出乱拳,也能柳暗花明。张艺谋说:“我没政审没考试没体检进了北电,要来真的,只有体检我不怕,政审和考试我一关也过不了。”

        张艺谋兴冲冲去北电报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签到的名单中,他是最后一个,别人的名字都是打印的,只有他的名字是手写的。

        (本文摘自《张艺谋的作业》,张艺谋图/述,方希/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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