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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张艺谋
“每个人都是影像记忆。从你记事那天起，发生的很多事，比如你跟别人大吵一架，时间长了，说的话都忘了，但吵架的场景、凶狠的眼神你能记忆至今。”张艺谋说。
1988年他在台湾的大伯回到西安和父亲见面，那时候他正在筹拍《代号美洲豹》。他今天的回忆也完全是画面式的。夏天，夜里，热，屋子很小，电扇声音很大，呜呜吹。大伯和父亲长得很像，只是父亲更瘦些。灯光幽暗，两个老人光着膀子用地道陕西话聊，说到瓦窑堡战役，说到当年那些战事，那些黄埔老同学的下落，声音低沉，空气黏浊。这就像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他有点以己推人，其实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连自己十年未见的亲人都未必记得住模样，但能记住几十年前说的话，有一些特别的气息，能让他想起来，嗯，十年前我在什么地方曾经闻到过一样的味道。
“我买了相机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我给你画一个吧。”张艺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画起来，他先画好框线，在里面画细节。
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买了一台相机，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他卖血买相机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这对塑造一个带点儿悲情色彩的上进青年大有好处，不过事实也没有那么浪漫。
张艺谋的表哥宁珑是他的启蒙老师，表哥爱照相。陕西一家军工厂出很便宜的华山相机，135的，只有8块钱，在当时也不能算奢侈品。张艺谋跟着表哥放过照片，一放放一夜，觉得挺有意思。闲的时候借表哥的相机出去玩过几次，之后就上了瘾，打算自己买个相机。
1971年，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八厂工人，一开始的工资是36块，后来涨到40块零2毛。对于轻纺系统的二级工来说，这个工资已经到头了。每个月的生活费有十五六块钱，加上五块十块的互助金，再有点其他花销，每个月能攒下10块钱左右。那个年代工厂组织献血是很正常的，健康青工，人人有份，献完血每人有20块的补助，这些补助放到买相机的钱里。攒了三年多，加上点母亲的赞助，1974年，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相机。又添了几块钱买了中黄滤色镜。
“我端着相机在渭河边儿转悠，心里想着摄影前辈薛子江的话，用眼睛发现美，嗬，心里感觉那个不一样，我不正在向大师看齐么？搞创作嘛。”
早晨的渭河边儿，刚下过雨，有个老乡拉着头牛在犁地。土是深色的，一道一道被翻开，质感非常好。侧逆光，角度比较低，犁开的地看起来是一条条弧线，地平线放得高，人和牛都很小。
画完后张艺谋吐出一口气：“看起来有点后来《黄土地》的意思吧。”他画框线不用尺，横平竖直，这大概也是这行的基本功。
第一张照片有了比较清晰的构图感，放出来以后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哟，拍得还不错。张艺谋做了个小镜框，挂在宿舍床头，工友们来串门，谁见谁夸。“你想想，1974年，看到的图都还是那些革命的东西，这张照片就显得特别不一样。”
从插队农村到工厂，已经是个巨大的飞跃。原本以他的家庭成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进工厂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个年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文体。好在张艺谋篮球打得不错，远距离投篮很准，加上擅长写美术字、刷大标语、画主席像，就是这点儿文体特长，让他迈过了出身问题的坎儿，被招到工厂。
“我好像从来都这样，想做个什么事，先不声张，悄悄做准备。”张艺谋说。刚进工厂打算学摄影，他开始偷偷攒钱，跟表哥借书，跟同学借，还有一些是同学从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段时间以后还得还回去。
借来的书不能久留，只有抄。“我相信一句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要学摄影了，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老摄影家薛子江的《风景摄影构图》，那是无可置疑的经典。书上说，要搞摄影，最好是自己洗自己放，所以张艺谋也看了很多暗室操作的书，老实说，看不大懂。不管，能借来的都整本儿抄一遍。“我抄了几十万字。那会儿的书不像现在，动不动大厚本儿，很多都是小册子。” 字迹极工整，一个年轻人的敬畏尽在其中。“抄了三年，我似乎懂了一些。”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颜料有时流下来，血淋淋，悍然可惧。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了。
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厂，气氛和今天迥然不同，没有利润要求，没有竞争，一切按计划生产。工厂把人的吃喝拉撒睡全管遍了，还张罗各种文体活动，是政治要求，也能愉悦身心，保媒拉纤。张艺谋是车间的宣传员，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溜出生产第一线。只要在车间里瞟见厂宣传科的人，张艺谋就暗喜。运气好，碰到咸阳市工厂组织的篮球赛，能训练三个月，发鞋、发衣服、发补贴。遇见系统内办大型展览的，那就是张艺谋的嘉年华。
大型展览的好处在于，张艺谋可以借此和系统内的美术专业人士厮混。有个叫杨庚绪的美院高材生，张艺谋心中有首歌，歌词大意是，跟着老杨办展览，那是傍大款。轻纺系统有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集中在织布、纺纱、印染工艺室做图案设计，多是美院和工艺美院的大学生、美院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和中专生。“1966年以前的美院和附中毕业生水平非常高，”张艺谋说，“我也是跟着他们才长了见识。七四年七五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油画、国画、水粉，以前只见到红卫兵大专栏，跟着美术专业人士偷偷看些名画，受了点儿熏染。”就算是业余的里头也藏龙卧虎，厂里有一个叫吴德功的，他摹过列维坦名画《深渊旁》，画得非常好，极有才华，张艺谋看了很震动。
氛围是重要的，张艺谋学画画是从努力争当工具开始的，跟着别人看了真正的美术作品，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差太远。几年下来，这些人给张艺谋的提点，美学知识有了点基础。“一个工人，什么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氛围的熏陶，你不能建立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这个画好不好，好在哪儿，你根本不懂。”
这段经历对张艺谋影响很深：“直到今天，我这半瓶子，其实都不算半瓶子，就一瓶底儿粗浅的美学知识，仍旧发挥着功用。我自己的体会是，拍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对美学了解那么透，你知道了粗浅的基础性的东西，就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对于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对点线面这些美学常识，我就那么几年粗浅的了解，在你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取向都有的前提下，在你对呈现的介质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你就有了支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拍一个画家的电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坦白说，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从专业上来讲，大学学的东西没有我在工厂跟那些人学的东西多。大学里课程真正关于摄影构图、摄影用光、中外美术分析基础课也就是点到为止，反倒是在工厂这些完全不知道未来用得上的学习，如饥似渴的学习，勤奋的反复磨练，更为扎实。”
跟着美术人才混，张艺谋也有让人高看的地方。一是他爱学的那份诚恳，一是他摄影的专长——至少他们不会。有一次张艺谋去工艺室，桌上摆了一盆文竹。他觉得有意思，跟人打个招呼带回去了。在家弄了个一百瓦灯泡做逆光，后面拿白纸一垫，拍了剪影，错位放大，再有一个阴影出来，这就是《青竹》。照片放出来，写上毛笔字，画好章，还文竹的时候一起给人看。虽然之前不少人都看过张艺谋的照片，也很赞赏，这次不同，一盆不起眼的文竹，在他的捣鼓下成了一幅具有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变魔术一样。“好多人因为这个原因高看我，虽然我是业余的，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小子还行。”田钧是印染厂工艺室的，进厂前，他是西安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对这幅《青竹》大加赞赏。如果没有他给张艺谋的建议，张艺谋连电影学院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进入这所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学。张艺谋说：“我这命里尽有贵人相助，就我自己，弄不成。”
1977年10月，中国废除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课考试，择优录取。当年就举行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考生年龄放得很宽，父子同时考上大学绝非孤例。张艺谋说，那年他知道有高考，就是完全没醒过味儿来。
“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和老高二老高三那群人不一样，他们有概念，我没有，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张艺谋说。他依然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厂里派去做的展览、活动之外，所有的剩余时间都在摄影和冲洗照片，忙着自学成才。
就算张艺谋1977年就觉察他可以上大学，他也上不了北京电影学院，北电那时候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1978年才恢复建制。“1978年继续面向社会招生，我醒过来了。好像可以上大学了？好像家庭出身问题不是障碍了？我开始蠢蠢欲动。”
张艺谋当时就想上大学，管他什么大学，上了再说。当时社会上传言，1978年是最后一年面向社会招生，以后都招应届生了。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张艺谋有了紧迫感，“再也顾不上自学成才了”。
工厂里像张艺谋这么想的不止一个，“织布车间有个青工，木匠活做得好，会打家具。有一天捧着一摞家具图纸来找我咨询：‘艺谋，你帮我把这些拍下来。听说有个中国工艺美院，他们有个什么木匠系，你看我去考成不成？’我啥都不知道，只是隐隐觉得，人家工艺美院应该没有木匠这么个系，人家培养的应该是美术人才，不是工匠。但也不好意思打击人。那时候就是这样，有点想法的全动起来，病急乱投医，只要能上大学，什么都行”。
张艺谋反省了一下，自己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文化课肯定不行，只能通过自己的文体特长想办法。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体育学院，虽然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都会玩，也就是一业余水平，加上身体条件上也没什么优势，估计没戏。第二个想法就是考美院。美院要考素描，张艺谋之前看人家画过，自己也简单练过，不过没有专业指导。赶紧借俩石膏球在宿舍画素描，没受过这训练，球都画不圆。画了十天八天，放弃了。特长看来发挥不了，张艺谋开始琢磨考西北农学院，据说畜牧专业分比较低，容易上。正乱哄哄，田钧给张艺谋出了个主意。“田钧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张艺谋说。
田钧向张艺谋建议，他拍照拍得非常好，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我，一个工人，在咸阳那么个地方，跟人家北京上海的人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信息来源，完全没听说过还有电影学院这么个地方。田钧还建议我考摄影系，我更没听说过有摄影系。”张艺谋说。田钧从美院附中毕业后，原本已经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后来文革来了，作废了。他还告诉张艺谋，摄影系好考，文化课之外，也就是几个考官拿几幅作品让你分析一下。张艺谋说：“我进了学校才知道，我们摄影系是照着前苏联电影大学的培养方式来的，摄影师一定要绘画水平高，所以美院附中的学生一考一个准儿。”有时候不知道底细的莽撞，反而能有一腔悍勇，知道底细，反倒怯了。信息掌握越丰富，人便越没有把握，传奇没准就此断送。
张艺谋天天守着看《人民日报》，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一看年龄限制，心悬起来。虽然是面向社会招生，电影学院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导演系可以放到26岁，摄影系的只到22岁。“按照证件上的生日，我超龄5岁，这个生日是转户口的时候搞错的。我母亲告诉我，我真正的生日是1950年4月2号。比户口上的年龄还大半岁。虽然都超龄，好歹还占了半年的便宜。”
说起岁数，张艺谋有点较真：“我进北电的时候从户口上看我是最大的，同班同学比我弟弟都小，自己很尴尬。不过我至今依然坚定地认为，至少导演系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改过岁数的，我认为他们有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甚至是1949年的，比我还大一岁！”
张艺谋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北电的老校址小西天报名。老师们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很好，但是超龄太多，这是个硬杠杠，连名都没报上。
指路明灯田钧第二次给张艺谋关键指点。他建议张艺谋给文化部长写封信。当时的文化部长是黄镇，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画家，田钧看过黄镇的速写。“他懂画”，田钧分析：“北京电影学院直属文化部，他是领导，也是内行，你不妨给他写封信，把你的作品寄去，照片很直观，他一看就知道好坏，没准一爱才，就把你给要了。”
事实证明，虽然过程有波折，田钧的预测完全实现。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在印染厂画花布图案的工人，去揣摩一个部长的想法，并没那么遥不可及。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工人给部长写信提出要求，但这对当时的张艺谋问题不大。这是他最后一丝希望，既然他连文化部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找部长帮忙解决上学问题也荒唐不到哪儿去。
张艺谋立刻找到了在咸阳中医学院摄影室工作的刘大模，说要放片子，请他帮忙。刘大模很痛快，下了班之后把钥匙交给张艺谋，相纸药水随便用。张艺谋在工厂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制作给黄镇部长的影集。摄影室的暗房正好在装修，临时在厕所弄了个暗房。刘大模下班之后，张艺谋拿好材料，潜入厕所。“底下是蹲坑，味儿大，熏眼睛。我在坑上面垫块板，放上桌子，开干。” 不管怎么说，厕所里放的照片，至少有味儿。
连着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张艺谋把自认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照片放了好几套，精心制作相册，把照片贴上，附上说明。这些话的内容，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用词拗口，情绪奔放，但遥想那时候张艺谋的心态，大约这种奔放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吧。
但对这笔字儿，张艺谋至今还是满意的，不是有多么高的书法价值，那种认真的状态，精确的文字框线布局，让他触动。也许那个深更半夜在厕所里忙活的张艺谋，趴在桌上给黄镇部长写信的张艺谋，在这些字里更为生动。
“这是文革时候刻钢板练出来的，当时也照着字帖练扁魏体，练走样了，只有字还是扁的。我写字不打格子，用铅笔在底下轻轻画上点，直接在上面写。最后画外框线。”张艺谋说。
那会儿张艺谋没有鸭嘴笔，也不能直接用尺子比着画，容易让墨水洇开。他把两把尺子摞起来，下面的尺子稍往后挪一点，给上面的尺子造出腾空的距离，再比着上面的尺子画出线条。最大的难度是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写错一笔，废掉重做。
精确的目测能力是张艺谋刻钢板和摄影苦练的成果，不用框线能写得整齐。至今他在一块大黑板上从左写到右，依然可以保证字在一条直线上。今天工作人员调投影仪，所有人都觉得已经很正了，张艺谋瞄一眼，说怎么往左怎么往右调一点，调完之后一定是对的。他这把功夫，至今没撂下。
这时候有人提醒，电影是动的，拍的是人，你光是弄风景和花花草草的照片不行吧。张艺谋深觉有理，其他三大才子被发动起来，张艺谋临时想了个情节，表现我英勇的海军战士被捕后威武不屈，软硬不吃。滑尔刚成了张艺谋影像史上的第一代男主角。
现在看这些情境设置，傻傻的，没什么创意，也感觉不到什么冲击。不过当时张艺谋看过的电影，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想破天也就到这儿了。
影集做了若干套，张艺谋选出了卷面最为整洁的，作为给黄镇部长的叩门之作，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主要是当年挑剩下的，有的照片，张艺谋这里已经没有了。全家早就动员起来，广开思路，设想能有什么渠道可以把影集送到部长手中。
所有的可能性归结起来，两条线索。“一条是母亲这边。我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有同学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经常给高级干部看病，也许能递到黄镇手中。一条是我前妻肖华的关系。肖华的姐夫王涤寰在北京，跟书画圈里的人比较熟，据说一个叫白雪石的画家认识漫画家华君武，可以通过这条线找到黄镇。”于是影集加上一封信，一式两份，同时寄到北京。
指路明灯田钧对张艺谋要写给部长的信也提了建议，一要字大，看起来容易，二要简短，诉求清晰，领导一般都没那么多时间。这封信也就一页半。里面介绍了自己是谁，接下来控诉“四人帮”耽误了青春，说明自己爱好摄影，想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超龄了，想请部长帮助自己实现上学的愿望。
张艺谋母亲那条线石沉大海，肖华那条线真把影集和信送到了华君武手里，华君武写了一封信，连带张艺谋的作品和信一起送到黄镇手里。
1978年7月20日，华君武的信送到了黄镇手中，华君武对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评价是“感到实在好”，也说了张艺谋的困难和意愿，请黄镇看看他的作品。
黄镇当天就在华君武的信上回复，说张艺谋的作品“很有水平”，认为应该加紧培养。告知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立即通知张艺谋入学深造，可以以进修生或者其他适当名义解决这个特殊问题。
黄镇的态度一开始就比较明确，既然是个有水平的，就赶紧收进学校，名目部分，学校可以想办法。大概他也没有想到，7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小组回复黄镇，话说得很客气，解释了诸多现实存在的困难和该生未来发展的年龄障碍，总而言之一句话，北京电影学院不适合接收张艺谋。
张艺谋直到进学校都不知道有过这样的波折，是从写他的大字报中才知道个大概。今天说起来，张艺谋觉得，回复这封信的电影学院领导确实非常为难。他们根本不知道张艺谋是谁，还得一级一级往下问。问到摄影系，系里招生的老师知道这个人，又把情况一级级反馈上去。刚解放手脚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不符合规则的事不满，摄影系在招收张艺谋的问题上有很大反弹。而对黄镇而言，这本又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一个人有才华就应该培养，入学条件是人定的，但应该为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让路。
北电的回复让毫无准备的黄镇很不高兴，当时有传言说，黄镇气得拍了桌子，说了九个字：“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原本基于爱才之意，后面倒激成了大字报中所说的“长官意志”。现在看，黄镇和北电领导都挺有个性，也都值得尊重。
张艺谋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让他去北电学习。张艺谋被破格录取，在陕西成了名人。他去派出所办户口和粮油关系转移，民警提醒他，北电的这封信和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不一样，张艺谋也觉得奇怪，没深想。民警没处理过这类事儿，也许慑于张艺谋在当地如日中天的传奇威名，也给办了。
人有时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不管不顾，甩出乱拳，也能柳暗花明。张艺谋说：“我没政审没考试没体检进了北电，要来真的，只有体检我不怕，政审和考试我一关也过不了。”
张艺谋兴冲冲去北电报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签到的名单中，他是最后一个，别人的名字都是打印的，只有他的名字是手写的。
（本文摘自《张艺谋的作业》，张艺谋图/述，方希/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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