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商务印书馆

    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商务印书馆以其成就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其高远的文化理想、独到的文化眼光、成功的商业运作，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文化学术进步，以及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并以此为支点，为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务印书馆一百余年，是中华民族衰弱到极致而开始复兴的一百年。商务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卓有成就的文化教育机构，以其成就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深刻嵌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见证了百余年的复兴之路，同时也顺应时代大潮，于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以出版为实验田，历经磨难，砥砺前行，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探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之际，正是世纪之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维新思潮涌动，满清宪政和辛亥革命正在酝酿。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充满了忧虑。张元济以翰林出身入仕，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认识到从腐朽的清末政府内部完成自上而下的变革已经无可作为，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变革本身对于社会革新与民族进步的局限。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过痛苦的实践与思考，最终认识到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国人精神家园的重构。真正想要富国强民，还必须以思想文化的复兴为前提。1898年，因参与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经李鸿章推荐，来到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主持译书工作。短短三年之后，张元济即向盛宣怀报告，译成31种外国图书，其中，关涉兵政、教案、商务、理财、国政、学校、税法等方面，而兵政最多达20种。移译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济世之学，是张元济维新活动的延续，也是他以出版立业的开始。恰逢此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勤勉实干、抱负远大的实业家夏瑞芳的相识，使得出版最终成为张元济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其实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毕生理想的实验田。

    商务在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以其高远的文化理想、独到的文化眼光、成功的商业运作，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文化学术进步，以及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并以此为支点，为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元济则是商务印书馆及其成就的诸多事业的核心。商务印书馆这么小的一个民间机构（鼎盛时期也就数千人），能够聚积并迸发出那么大的能量，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与张元济的人格、信念、才干有着直接的关系。张元济先生的伟大之处在哪里？我想，一是理想的高远；二是知行合一的人格力量。张元济曾经入朝廷为官，得以从庙堂之高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一角色经历，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而告别官场后，经过维新失败、宦场沉浮的张元济已经认识到“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张元济一旦认清形势，选择了新的事业，便潜下心来，拒绝了从北洋到民国所有的官场诱惑，始终保持民间出版家的身份，以自己的勤勉与才干，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止。半个多世纪当中，无数风雨沧桑，而张元济始终初衷不改，这一点，真正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人格境界。中国近现代的一百多年，怀抱宏伟的济世梦想者有之，但用尽一生，忠贞地去实践者鲜见。具备卓越才干者有之，而同时又兼具高远的理想者鲜见。张元济则是“知行合一”传统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范例。

    商务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商务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道和学习：

    第一，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启全民启蒙进程。

    商务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发端者与创立者，这一点已无疑义。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为推手，商务率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面向普通百姓的现代教育概念和教科书体系，从此，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土崩瓦解，而新式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开始逐渐风行。这一过程，商务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

    商务所出的教科书，是参照学习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现代教科书。与此配套的工作，是编印出版现代意义的各科工具书。前者建立的是面向全民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内容体系；后者建立的是实践这一内容体系的知识学习和文化积累的工具。这两项工作，对于中华民族现代转型和全面复兴的作用，无论给予多高评价都不为虚。此前几千年的文化教育，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文化学习和文化活动之外。中国的文化，是极少数人之间的唱和文化，由于文盲在中国占有的绝对大比例，文化对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不起什么推动作用。对此，张元济是有深刻认识的。1901年，他在致盛宣怀的信中就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3000多年，从乡村到城市，能够直接参与文化活动的，总数不超过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我以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复兴，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扫盲与启蒙。而中国伟大复兴的一百年，最伟大的文化成就，是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掌握了文字工具，从而获得了思考的权力与参与社会的能力。张元济他们出版体系完整的教科书，涵盖了从幼稚园到高中，从教科书到工具书，从国文、修身到常识、艺术等等，是非常完整的以塑造现代人格和全民族进步事业为目标的现代教育体系。其间的努力和艰辛，难以尽数的实践成就，不在此文赘述。而现代教育制度一旦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文化启蒙的进程便得以启动和发展，全民族、全社会的奋起和最终现代化转型才成为可能。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追求文明、社会提升成为时代的强音。3000年的发展，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状态：希望提升、希望进步，成为历史的主流意识。

    第二、译介西学，全面引进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

    西学的引进，是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史继启蒙运动之后的第二件大事。它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式、思想方法和思维路径。这对后来“五四”运动的形成，以及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自强不息民族复兴运动同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封建社会的中国呈现高稳定状态，在这个高稳定的封闭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与皇权结合之后，便是长期的独尊儒术。因此中国从唐宋之后思想是被禁锢的，被儒学禁锢，被佛学禁锢，被国学禁锢。中国从唐朝末年之后的衰弱就是思想禁锢的结果，而禁锢更带来了思想文化本身的衰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儒学到最后已经成为没有内在理论核心的束缚人思想行为的清规戒律，因而其自身也衰落了。

    西学的引进，是大势所趋，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襄举的时代潮流。但张元济先生以出版为推手，首开风气之先，影响和调动了整个知识界。商务的引进西学，通过报刊杂志与市民阶层接轨，通过大学教育与知识界互动。同时商务出版活动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保证了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西方文学戏剧等等无不涉足。时间上，更是绵延一百余年不曾中断。纵观百余年近现代史，投身于引进西学大潮的人物与机构不胜枚举，但是，坚持一百年余年至今不辍，硕果累累的仅商务印书馆一家。

    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最富盛名、成就最大者，莫过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了。当回顾和整理这套丛书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套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丛书，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年张元济主持移译的西学名著。1902年，商务出版《帝国丛书》7种，1 903年出版《严译丛书》8种，将西方最新科学成就、思想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大开眼界。1905年出版林纾的翻译小说。1934年商务出版吴半农译《资本论》一卷一册。1929年至1930推出《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录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赫胥黎、达尔文等著名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著述……如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虽然译本早已更新换代，但是商务历史上所选译的原著书目，却大量体现在现今的丛书里。从始至终，商务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看待世界学术名著的动机和视角，是一脉相承的。

    译介西学在1949年之前，始终是商务的核心业务不曾有过动摇。而1949年之后，译介西学作为国家任务下达给商务，在商务全部出版业务中地位更突出，而其能在残酷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下来，其意义和作用更值得关注。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认为，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央指示要搞两个规划，一个是翻译外国名著规划，一个是古籍整理规划。不久茅盾先生主持的外国名著的引进翻译规划1620种和齐燕铭先生主持的古藉整理规划先后完成。这两个规划出来之后，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觉得应该有两个主体来完成它，于是决定将已经并入别的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独立建制，由两个老品牌来完成这两个重要的规划。周扬同志特别提出，商务就搞洋务，就是要集中精力完成这个规划。这个决定，对于商务在新时期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起了重要作用。茅盾的移译外书计划交给商务之后，时任商务总编辑总经理的陈翰伯即派员赴日本调研，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到底用了多少种西方学术著作为现代化转型支撑。当时调查组了解的情况是3000余种。翰伯同志又经过细致的调研，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制订一个2000种的规划。这2000种的规划，是那一代商务人，对人类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和文明成果的梳理，也是对民族复兴所需思想准备的思考和担当。

    如同上世纪初的张元济先生所作的选择，商务一旦看准时代发展的大方向，便坚定不移为之做最艰深的基础性的工作，起到奠基石的作用。这个规划的执行，其间受到多次严重的干扰，但是只要时机稍微好一点，商务人就顽强地想把这些名著出版出来，“文革”中间甚至以灰皮书的方式顽强地坚持着。这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其间饱含了商务人在民族上升成长过程中对现实和未来的忧戚和责任。近年来，商务印书馆集全国顶级专家、学者的力量，重新论证规划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00种。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与半个世纪前的规划相比，现在的这2000种汉译世界名著，学科更加齐整、视野更加开阔，与“世界名著”更加相符。这是商务人的百年梦想！去年开始，国家出版基金开始资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商务自身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万事俱备，东风正顺，商务人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

    第三，追随时代发展的先进方向，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风骨。

    商务印书馆是在社会激烈动荡、内外环境复杂纠结的情势下，顺应时代发展，吸收当时各界精英和有志之士，凝聚成一支有着共同文化理想和奋斗目标，满腔热忱地为国为民的文化人集体。商务人作为一个整体，一百多年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有一种内在的文化风骨，张元济先生是其杰出的代表。这种风骨，首先体现在它始终能够把握住时代发展的大方向，并能够顺应潮流，将自己的事业，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大方向与先进的力量紧密相连。张元济先生从满清阵营以一种决裂式的方式告别，从此，便拒绝与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专制的势力合作，始终自觉地跟随着时代的先进力量和先进方向前行。1900年前后，他被“复原官，不赴”，“后邮传部成立，以张百熙荐授为参议，亦卒弗出”。宣统年间袁世凯延其为学部副大臣，亦不就。国民政府亦请他出去做官，他同样拒绝。张元济及其后由他邀进商务的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逾、谢仁冰、徐隽等一批知识分子，无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怀抱救国保种的民族危机感而投身入“开发中国之急务”的出版业。他们的加入，使“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鲜明地写在了商务印书馆的旗帜上，成为创业者共同的追求。一个新型的出版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呼之欲出：它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它既不属于官府，也不依赖洋人，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经营的出版企业。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在世界现代出版业中，有了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

    商务的风骨，还体现在其不断涌现的品格高洁的领导人群体，在任何邪恶和反动势力面前的不畏惧不屈服。张元济不独“心怀天下，志识高远”，他看重“操守廉洁，勤谨尽责”的企业精神；他不仅有以昌明文化以济世的宏愿，同时有着“爱国爱民、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品格”。商务在“一二·八”被毁之后，张元济识破日本人毁灭文化以摧毁国人意志的险恶用心，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并编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勉励国人。

    这些高洁不阿的品格，不断地在商务的领导人身上重现。建国后，陈翰伯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重新启动移译西学的事业，至陈原时代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间更是克服了难以尽数的政治干扰和各种困难。不仅在选目上费尽心机，而且还在与专制势力的周旋中出了不少妙招，给每一本书加上一个“批判性序言”；对有风险的书，则控制发行面，名之“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或者直接采用灰皮书的形式，有时是一边写检讨一边工作，最终使得这些西学“大洋古”得以不间断地与读者见面。商务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中，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业”。正是1958年之后，一大批高品质图书的出版，使得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商务“名声才又响亮起来”。人们无法想象，没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商务印书馆，更无法想象没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独立而高洁的文化风骨，是商务最突出的企业文化和精神传统，也是百年商务始终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和方向的内在原因。

    第四，引进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公司的力量，成就了文化的伟业，是中国现代企业百年发展史的典范。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成立，源于夏瑞芳、鲍氏兄弟等无法忍受西人轻视华人、怠慢华人的做法，集资3750元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的。1901年，张元济、印有模入股，实现商务的第一次增资。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主原亮三郎等进行合作，并于1905年12月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不论是早期合伙制的初创，还是张元济时期对于商务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乃至王云五时期科学管理的逐步推行，商务印书馆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方。

    尽管商务印书馆并没有明确自己近代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其领导者也从未对商务的出版产业理论、企业发展理论做过表述，但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商务走出了一条企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及于具体实践中彰显出的管理理念等，都与现代公司制度契合与接轨。这种契合与接轨，是商务几代领导者审时度势，以时代为背景，不断吸取先进经验并与自身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考察到，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存在实际的法人制度，其核心是有限责任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所应有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均得到了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商务难以避免地保留了家族的姻亲关系、乡党组织、同仁趣味等特点，但相对于传统作坊的低效混乱，以及家族企业的任人唯亲，商务无疑更具“现代性”和“世界性”。

    商务前五十年，在制度上的先进性，使得其能够经历百年风雨而不倒，在灾难、战乱、同业竞争、政治打压等危机中终能化险为夷，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壮大。特别是1905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制定了公司章程，明确了公司的产权归属及股权流转制度；股东大会、董事(局)会的产生和经理人的推选又使商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规范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使得商务的发展既有所约束又不受过分羁绊。商务的公司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还体现在有效的资本运营、多元化集团化的经营模式、科学细致严格的激励机制、先进的财务管理制度、强大的销售发行网络、超前的市场塑形能力和营销能力、规范的版权管理等等方面。商务的前五十年，是近代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典范！商务印书馆，一个民间机构，一个时代的使者，利用公司的力量，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带领下，成长为二十世纪最壮大的文化机构，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今天商务的重振雄风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营养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