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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没有
计较我的批评
刘：您谈到“以美启真”，是不是具体展开一下？
李：其实也涉及“走出语言”的问题。关于创造，爱因斯坦说过，既不是逻辑的演绎，也不是经验的归纳，而是一种直观的自由想象。到底什么是这想象，他没说。这里面，灵感、顿悟、想象，等等，恐怕都有，这就有审美的特征。有的人一辈子兢兢业业，也没搞出什么东西来；但有些人很年轻，就有重大发现。你很难讲出道理，这是感性直观的，靠投入人力，未必就能获得。科学家有时感受、想象到一点东西，紧紧抓住，然后进行大量的想象推理（“先验想象”）、概念思索、逻辑论证，做经验性的实验，就成功了。有的人有了感性的直观，有了一点感觉，没有想到它背后有巨大的新意，没抓住，也就过去了。狄拉克、杨振宁都说过美感的重要，想象（非逻辑）推理中也有美感，也就是我说的“以美启真”。
这又要说到钱学森了。1985年时，钱学森来看我，我们一起合影，我也参加了他主持的一些会议，这些照片和信件从来没有给人看过，今天给你们看，是第一次。钱学森为人很严谨，讲话也严谨，你看他的信，写得一丝不苟。他说我“立了功”，这倒是没人这么说过的，我更不敢给人看了。其实1982年4月9日，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没点名但不同意他的文章：《科学应该是真正的理论思维》。他支持气功、特异功能、耳朵听字之类的东西，我不赞成，署了我的真名。但他好像并不计较，看了我谈庄禅的文章以后，就来找我了，要我一起参与他组织的关于灵感思维的讨论。他当时还办了一个《思维科学》的杂志，每期送我，也希望我写稿，我没写，因为写不出什么来。但我认为，真正的科学不能光靠直观、顿悟或灵感，也不能眼见为凭，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的思维，通过经验可重复验证。当然，钱是同意我这些看法的。
所以，“以美启真”，也就是“启”一下而已，它会启示你真理的方向，但达到真理的道路，还是要真正的理论思维来把握，并要有经验来证明。这“真正的理论思维”，就包括我谈认识论时所大讲的“数”了。“度”和“数”，这二者要结合才行。这里有中国式思维的很大优势——优势在“度”这一边。
“度”有很大的直觉性、感受性。它常常超出语言，不是已有的语言、词汇、概念所能表达或捕捉。机器对人的支配常常靠数字语言而实现，人的独创或“以美启真”、“自由直观”，却常常不是任何语言所能限定，人的个体心理感受大于公共语言。
在1985年发表的《漫述庄禅》中，我对“禅悟”作过这样的解释：“并非理智认识，又不是不认识，而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领悟、感受。”还有，“‘悟道’既不是知识或认识，而是个体对人生谜、生死关的参悟，当然就不是通过普遍的律则和共同的规范所能传授，而只有靠个体去亲身体验才能获得”。这就是非语言所可限定的直观把握。
当年钱学森由光合作用计算推论亩产粮食可几万斤，便只是一种单项的物理学上的逻辑可能性。要落实到生物体的孕育、生产，还需要有生物体内外许多其他因素、条件、结构的组合，才有现实可能性。两种可能性距离非常之大，但都很重要。钱后来可能注意和关切到逻辑可能性和西方理性思维在推论、认识中的不足，而重视直观把握现实可能性的中国思维的特征，包括他对气功等有那么大的兴趣，均应与此有关。人的思维、心理，的确还有好些秘密尚未被把握和发掘。钱学森抓住灵感做文章，也可说是抓住了中国思维的优势，中国一直喜欢讲“顿悟”、直觉等等。但中国思维也有很大的劣势，劣势就是在“数”。这个“数”不只是数学、逻辑，也包括抽象思维。它以几何学为范例，呈现出西方的思辨智慧的优势。
西方哲学很强的地方，就是数，就是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太了不起了，他同样把数与宇宙和谐联在一起，但比中国讲的深刻多了。他们有严格的逻辑训练和论证，这本身有很大的价值。这是抽象的思辨，中国非常缺乏。中国有“度“，有“感性直观”，也有经验，但不能上升为抽象思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就是一种类比而不是逻辑，类比是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活动，比逻辑宽泛自由得多，但缺乏抽象性和严密性。西方学人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哲学，重要原因是其中缺少逻辑。胡塞尔和杜威的《逻辑研究》都是哲学著作。在西方，哲学和逻辑经常不能分家。
我一直强调这两种智慧各有优长缺失，不分高下而可相互补充。我特别强调中国的生存智慧要认真地努力地学习西方的思辨智慧，即使对自己的优长也需要经由思辨理性的分疏处理，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发展。这又是另一个专题。
实用理性太轻视
“逻辑的可能性”
李：上面又谈了语言。中国的语言缺乏严密性和抽象性，词汇也大多是经验的。只有花红雪白，没有红性、白性（whiteness）。中国人讲“一张纸”“一本书”“一个人”，不能讲“一张人”“一个书”，非常感性具体。外国人学中文，这点大概最难，他们一个“a”就行了。但另一方面，中国诗文又极宽松模糊，“松风”既不一定是“Wind through the pine trees”，又不一定是“Wind in the pine trees”，但又包含这二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很难是wind了。文言文中，一书一纸就行了，而不必是一本书一张纸，你看，这不很有意思吗？上次已讲中国语言无系词无时态，无单复却重次序，不精确却很实用。中国诗文中虚字多，讲究音韵气势，甚至以这些而不以语法来断句。这仍然是情感性的实用理性的特征。但我又以为，实用理性也可以搞个“逻辑”系统，像黑格尔那样。这套“逻辑”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理性推演所潜伏的历史感相比，便更突出了“人生在世”，它是“有情宇宙观”和“无情辩证法”（见拙文《哲学探索录》）的统一。这套实用理性的“逻辑”的主要范畴是“度”、“中庸”、“阴阳五行”、“经与权”、“和与同”、“力与命”、“既济与未济”等等，最后是“几”——“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几其神乎”。刘再复替我讲了不少“几”，这里不讲了。
再说一下“经”与“权”，我的解释，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灵活性里面便有“情”。在古代，“理无可恕”是经，“情有可原”是权，于是把罪犯放了。好玩吧？灵活性里有大量的权术，中国人的权术玩得最到家。这也是生存竞争，特别是军事、政治斗争的产物。我很早说过，中国的辩证法，如老子，是行动的辩证法，不是希腊的语言论辩术，它是从孙子那里来的。这个看法得到了大史学家何炳棣前辈的高度赞赏，他还写了文章，我非常高兴，因为国内几乎无人注意，只李零偶尔提及一下。我以为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大概是兵家。
已多次说过，哲学要重视和说明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逻辑的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康德着重讲了，后人却未注意。前一种是“数”，后一种就是“度”。当然“度”也是一种“数”，如比例，但它经常是在实践中、活动中、直观中把握捕捉到，而非由逻辑的演绎或归纳得到。它也常常不是一般语言所可完全表达清楚的。有些人只注意逻辑的可能性，推理头头是道，到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另方面，中国最注重现实的可能性，逻辑的可能性讲得少。所以自然科学长久停留在技艺层面，不可能出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十全十美，中国的问题包括思维的弱势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真正理解传统，也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传统。
古希腊的一些哲人，长期冥思苦想，想的东西一点没用，他就是有兴趣，忽然有一天，这些东西用上了，可他当初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用。这种思维在中国就很难存在。中国过于“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错误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强调这是个重要错误。
刘：这也和中国的生存智慧，或生存焦虑有关。为了生存，大家干活，解决实际问题。有一两个人脱离人群，冥思苦想，游手好闲，这会影响群体的劳动情绪，于是就阻止、扼杀。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当然从生存这方面看，或者也可以说是良性循环。
李：任何事物都有正负面，利害并存。着重生存的中国实用理性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就在于太轻视“逻辑的可能性”，太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
我过去多次说过，雄辩如孟子，却常常违反形式逻辑，只能以气势、情感取胜；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道家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悖论式的辩证观念；韩非看重的只是有现实功能的逻辑。从孔子起，古人多注重“名（概念）”与“实（现实）”的关系，是“必也正名乎”，而不是“名”的独立发展。这使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和现实成败上。
西方自希腊始对Being的寻求，对“what is” 的追问，实际是对某种确定性的寻求，它通过逻辑可能性的充分展开，对万物本源的抽象思辨，一层深似一层地穷天地之奥妙，为现代科技、社会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人获得“超人”的力量。
当然，说到底，“思辨的智慧”也还是为了人的生存。
刘：一切都要马上有用，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一个民族不能只求眼下的生存，还应该为长远的未来撒下大量看不见收益的良种。这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中国人好像更加急功近利了。
李：我还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集于一身。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这样，理论才可能独立发展。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如果是同一批人，二者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但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想做帝王师。冯友兰如此，贺麟也如此，我至今记得贺麟和我聊及蒋介石接见，拍他背脊时的兴奋神态。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流学者，却总有这种学优则仕的作宰相心态，当时非常奇怪，现在看来仍是孔老夫子的传统，不甘淡泊书斋过一生。其实在现时代做一个独立学人非常好嘛，何必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论学说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价值。即使用，也可以由别人去做。做学问与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领。当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够“双肩挑”，但不必成为现代学人的榜样和方向。还是多元选择，自己决断吧。政治与学术，政治家与学者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也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可惜中国现在没人做这种很值得一做的好题目。
凡“智慧”均可学
李：“逻辑的可能性”很重要。杨振宁说《周易》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很多人写文章骂他，我是赞成他的。这还是上面讲的，中国学人就是不重视理论本身独立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像数学中的无理数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们古人根本就想不出。中国有九章算法却没有几何公理。而近现代科技就依靠这种看来无用的思辨推理。
但是，这种“思辨的智慧”，中国人是可以学的。实用理性的生存智慧可以包容思辨智慧。思辨智慧证明“有用”，实用理性当然可以容纳接受，中国人在国外搞科学不就很成功吗？我最近讲，在哲学上，在思想理论上，“视西人如帝天”的时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有些人把西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一些哲学家搬进来，捧得那么高，好得不得了，常常作为权威、经典引用，我觉得没必要。像鲍德利亚、德勒兹，等等，很多喽。就是德里达、福柯，也比马克思差，五年前我说过这话，不必把他们看得太了不起。说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哲学”，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为什么一定要去追寻一个人为的所谓“超验”或“形而上的终极品格”呢？没有Being（是），中国就矮了一截吗？当然，这不是排斥西方。现在有人搞“国学”，排斥洋学，这不对。中国文化就是“善包容，肯学习，能吸收，可消化”。不要小看这四句短话，里面深藏着中国的智慧，这正是“变则通，通则久”的内涵。中华民族以此来生存延续。
中国人不是没有思辨智慧这个能力，而是被掩盖了，一旦培养，马上就可以跟上。中国人学习自然科学，没有宗教的束缚，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接受起来就没有障碍，比西方好些人容易得多。所以真正从事研究，明确自己的缺失后，实用理性的中国人可能更没有框框。当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便能做到。技术上我们赶上西方不难，科学上就不那么容易了。
忽略个体
是一种战争思维
刘：这让我记起你前面说的，凡是发现总是从个体开始的，从个人偶然的、感性的体验开始。可我们这里多少年来，一直强调集体创作，集体攻关，要靠集体的力量，不相信个人的天才。这和“实用理性”有关系吗？
李：这主要还是因为革命传统吧，当然和文化传统也有关系。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指挥战斗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但作为一个士兵，包括一支部队，也只是一个螺丝钉。我引过斯大林的话：悲剧的个体只属于舞台，战争中的个体只是数字。中国一直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毛泽东在革命时把它作为“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由群众路线又发展到群众智慧。到了和平年代，还是这样，所以五六十年代都是集体编书。国外也有集体编书，那是每人单独写一章或几章。但中国不是这样，大家都来写，写了一章大家讨论，修改，结果是把个人意见都抹平，变成四平八稳新意全无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当年的规范的著书方式，好像是发扬了“集体智慧”。不仅在制度层面，而且在思想层面，这成了一种“定势”——群众、集体一定优于个人。体力劳动、打仗作战，集体合作有一定道理，但应用在智力创造方面，恰恰行不通。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军队的形式、战争的经验，把军事上的那套东西铺到社会上。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厉害。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所以到“文革”时，“五七干校”变成军事建制，我们社科院哲学所成了第二连，学部变成团、营，我们第二连分成三个排，排下面再分成班，完全是军队建制。这些变化都很自然，大家也“很自然”地接受。建国以后很多思想和制度都是从战争时代和军事生活里来的。比如我们经常看见的“便民告示”，这本是军队的语言，还到处在用。
这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大家不一定注意到。部队里的这一套推广到全社会，行之有效，在组织的严密性上，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是空前的。那时候，恋爱、结婚、夫妻不和，这些问题，所有私人事务，包括思想、情感，都交由组织解决，夫妻吵架时党支部出来解决问题。这根本不是政党的事嘛。但军队里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士兵如果情绪有问题，就打不好仗，所以政委要解决思想问题，解决个人问题。大家都知道，以前房子也是单位分配。全包，把个人的一切都包下来，也管住个人的一切，没有什么隐私权，认为这就是马列的集体主义。
马克思讲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他讲巴黎公社，官员可以随时撤换、轮换，与平民拿同样的工资。列宁那里发展得更厉害，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没有官员，没有警察，没有军队，官员跟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官轮流当，根本不需要固定官员。这当然很美好，因为平等嘛。毛泽东搞“文革”的确就有这个马列理论基础，加上红军供给制和官兵平等的实践，他一直想取消八级工资制，一律拿同样工资，经常讲我们红军时代怎么怎么，所以后来林彪把军衔取消了，统统都是一颗星。毛泽东一直贯彻他的叛逆性格，要打碎自己参与缔造的官僚体制。“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反苏修美帝，都有他叛逆性格的身影，与思想相结合，能量就更大了。所以，把“文革”简单看成权力斗争，那太肤浅了，因为毛确乎抓住了马列那些乌托邦的思想要素，而想奋力实行之，谁反对，即使是亲密战友们，也被认为只是过去的同路人而予以扔弃。他自认是理直气壮地坚持革命理想，至死不悟。当时国外左派从萨特到福柯，都赞赏毛，原因即在此。
“必要的余事”
刘：刚才说的那种战争思维，忽略了人的个性，抹平了个体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很多最原生态的创造当然就出不来了。这应该是一个严重教训。这种不重视个人创造性的思维，加上本来理论思维就薄弱，致使几十年里中国的科学、文艺、学术不能很好发展，这是很让人痛心的。
李：真正的创造性发现都是由个体完成的，审美是个人的体验，由个体到群体。包括制造工具，首先也是个体的某种发现、发明，然后其他人模仿。模仿是很重要的本能，猴子就会模仿，经验在群体里通过模仿就传开了。
所以，集体合作，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抹杀个体，总以为人多力量大，这是愚蠢；另一种是有了创造性发现以后的集体验证或开展，是多方面的协同操作，现在包括某些科学项目也不是个体能完成的，它分工很细，每个人只能干很小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集体的合作，这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像我们前面说的，音乐学院的杨教授把积淀说运用到音乐上，另外如果有美术学院的哪位教授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研究，那就很好啊，那就深化了，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2008年11月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丁耘的文章《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其中有五个字，我特别欣赏，那是“必要的余事”。他说我提出了一种哲学，但既没有做现象学的大量描述，也没有做仔细的分析工作，他说中了要害。在哲学上的确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做。他非常好意地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开端来说，接下来的工作，也许只是必要的余事而已。”虽“必要”，毕竟是“余事”。但使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很看重这个“必要”，但已没精力做了。
刘：你一说这段我记起来了，是谈“情本体”的时候说的。当初读文章时我也曾对这种理解的宽容会心一笑。李先生你是把这些“余事”推给后人去做了。但你现在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还是希望你将“情本体”哲学进一步深化，具体化。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满足于它只是一个大略的提纲。
李：很抱歉，不会再做，也做不动了。请原谅一个老人，我觉得已经尽力而为了。
（本文将收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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