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就道德建设而论道德建设

    本文的撰写，缘于林安梧、陈占彪先生对话录《如何以传统文化化解道德危机》一文（《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第7版）的激发。

    像近年许多道德讨论文章一样，林、陈对话也是针对现实“道德危机”而发。虽然文化界对当前社会整体道德评估存在分歧，却无不承认确实存在令人痛心疾首、愈演愈烈的不良道德风气。也许，这就是所谓“道德危机”一语的基本意蕴。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化解“道德危机”，人们的认识却见仁见智。笔者有些稍异于林、陈两位先生的拙见，愿粗陈请教，并与读者交流。

    我想，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先讨论一下道德的生成、演变机制。从伦理发展史来看，归根结底，人们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道德的根基，是合理的利益关系，是使人们为共同利益而密切合作的真诚愿望。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必然带来道德格局的变化调整。合理、良好的利益格局，是良德的基础；不合理、欠公平的利益格局，则是恶德的土壤。在此基础上，虔诚的宗教信仰，务实的道德教化，楷模的道德示范，才会成为有效的辅助手段。

    社会公德，作为在公共领域履行社会义务，从事利他行为的道德，只能在公共交往和互利互惠中逐步形成。这种交往、交换愈发达，社会公德便愈成熟。梁启超曾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欠缺公德，就是古代中国小生产方式和家族生活严重压缩了公共空间所致。而宗族生活方式，则使得私德相对发达。

    人们常说的“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利益格局转型。这必然带来道德格局的变化调整。改革开放的中国，恰是处于这一阶段。平心而论，新时期的社会公德也并非毫无进步。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就有长足发展。但许多缺德事件，又确实多发于公德领域。那么，原因何在呢？

    根据前述对道德根源和公德基础的理解，我想到最主要的几点：一是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垄断与特权的存在，使利益格局不尽合理，分配不公严重。有人享有特权，有人权利无保障，使得许多人不愿克尽与权利相对称的公共义务，导致公德心萎缩。二是政府对中间组织管控包揽过多，独立的自愿组合的行业组织匮乏，致使人们缺乏对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注与尊重。三是法制不健全，巧取豪夺成本很低，为公益献身成本很高，从而大大减低见义勇为、诚实劳动的意愿。四是公民不知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的边界，尊重他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意识淡薄。当然，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功利化，道德教育的空泛等，也是些次要原因。台湾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比较正常，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独立农会、工会、商会等行业组织较为成熟，法制较为完备，是些主要原因。而包括儒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持续存在，不过是些辅助因素罢了。

    如果以上简析大体属实，那么，化解“道德危机”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深化改革，下大力气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理顺利益关系，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培育公共空间，强化公民权利义务教育。至于弘扬传统，我赞同林先生反对将儒家思想工具化的主张，提倡为己之学和知行合一。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对社会变迁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25页）。列宁则指出：社会批判，不应“从自己的理想出发”、“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应“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420页）。但由于意识形态工作者长年与观念打交道，极易形成观念崇拜，夸大意识形态稳定性和继承性，看问题从思想到思想。因此，就需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教导，“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多作一些具体的社会分析。

    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向来有一种认为道德内生的倾向，诸如“反求诸己”、“为仁由己”、“人皆可以为尧舜”、“致良知”等等。似乎道德境界的高低，道德风尚的好坏，就在一念之间，因而便强调“修身为本”、“教化所先”。文革中的“恨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仍然是旧瓶装新酒，同属一个文化模式。而对于社会制度建构与改良，对于公民社会建设却无所致力，也不愿让公众讨论、参与。而一味强调道德教化和灌输，轻忽根本性的利益协调，就必然事与愿违。恩格斯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我以为，近年来的道德讨论，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就道德建设而论道德建设的倾向。虽然林先生也曾谈及，传统文化要适应“工商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要求培养公民习惯，提倡公民自身行动解决问题，但其着力处还是“以传统文化化解道德危机”。且不说脱离利益安排，“恢复中华文化”和儒教、道教与佛教，能否“让老百姓的心灵有安身立命的感觉”。即使如愿，也只是一种私德，解决不了公德风气问题。普遍性的公德风气，还是应寄望于良好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