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的政治

    在20世纪末，当中国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在国际上异军突起，人们开始追问非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状况。政治、社会、文化、精神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又是如何？它们是否与经济现代化保持着同步的、协调的发展？

    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询人们如何作出选择——道德的（或规范的）选择、社会的（或结构的）选择和个人的（或行为的）选择。从狭义的角度讲，选择的意义不是方法论的，而是道德的。个人做出的选择规定了他(或她)的道德个性。政府做出的选择构成了社会的道德目标，反映了社会内部成员的雄心，并由此形成了最终的社会秩序。然而，寻找这样一种道德条件的努力，在不同的社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这些结果的最剧烈形式来自于政治制度的变革。

    关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为何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如何选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清楚的。尽管有一些学者如亨廷顿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但是，大多数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者并没有建立一种围绕政治生活中核心命题即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展开研究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戴维·E.阿普特的努力则试图揭示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变革过程及其规律性趋势，这一研究集中反映在其《现代化的政治》一书中。

    在阿普特看来，一种政治制度就是一种选择特定集体的制度，政府就是管理选择的机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仅体现了不同的选择方式，也体现了它们优先秩序的不同。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政体形式的选择。

    阿普特根据社会的等级程度和所追求的价值类型，将政府模式划分为四种，其中主要的两种即神圣-集体模式和世俗-自由模式，形成了对立的两极。

    构成西方民主基础的就是其所谓的世俗-自由模式。世俗-自由模式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社会的描绘。这一模式来源于自然神论，强调机械的和谐或均衡。在该模式中，政治如同一个巨大的市场：政府是销售者，政治职位的在任者和候选人积极地制定政策或讨论未来的政策；公民是购买者，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体现为一人一票的观念。投票机制等同于市场机制。这一政体观念类似于纯粹的经济竞争理论，并与其认可同样的自由价值。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政府的理想。

    在神圣-集体模式中，社会是人们集体生活的关键。而且，作为主要的社会化工具，政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组织，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整个社会本身。个人仅仅是社会的衍生物，是一种衍生性的个体。在规范上，神圣-集体是一种伦理的或道德的组成，个人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现在亲属关系、政治理想等方面更高目的的社会道德。包含在这一基本上属于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社会观的标题下的，是那些传统社会、神权统治以及某些现代化社会。作为一种现代化力量，神圣-集体模式强调人们思想的一致性，而不是强调它们的差异。

    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而言，现代化开启的落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制造了一种赶超心理以及由于处于不利地位而产生的被替代感，这些均引发了迫切要求变革和选择的动力。在这种动机的强烈指导下，大批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选择了通过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者有计划地推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动员体系盛行的重要原因。作为神圣-集体模式主要类型的动员体系是一种权威的等级体系。在动员体系中，工具价值被提高到目的价值的层次，结果就是国家的目标尤其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目标，变成了神圣目标。压抑消费方面的满足被认为是服从社会纪律，是个人遵从社会的必要特征。节俭、储蓄和其他节制形式与创造一个未来富裕的、个人尊严和自然仁爱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动员体系通常具有一个党内高度团结的执政党，政党垄断权力，所有其他社会团体均依附于它。这样一种政党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作为政党建立者或领导者的军事化先锋；一系列的辅助功能组织如工会、青年组织、农业公社或合作社；按照地域组织起来的支部及大量党员。实际上，这一组织网络就是新社会的结构。新社会的建立者通常是克里斯玛型的人物，他们往往强调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来实现社会的重生，领导权建立在政治纯洁的基础上。领导者的无私和高超的智慧以政治宗教的形式反映在意识形态之中。即使是在最简单的活动中，个人也被要求进行忠诚宣誓。不存在个人合法的独立空间。所有的社会生活均政治化了，国家享有对一切事物的优先性。在经济领域，政府的主导角色导致了对社会动员的强调，以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该体系中核心的社会角色主要存在于政党和政府机构内部。

    动员体系在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转型时是最适合的，这一政治体系在许多新兴国家现代化早期阶段或者从现代化晚期向工业化早期转变的时期需要建立政权时得以出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落后而被迫实施了赶超战略的国家中，动员体系曾经是历史的选择。通过在政治驱动和计划者的有意识的、全面的领导下推动经济活动理性化，而非通过大量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性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无序互动，来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在动员体系时期，当政府积极地从事技术变革和推动经济发展时，政府本身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特征，政府组织高度集权，政府活动无所不在，扩张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甚至连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具有了象征性意义。动员体系强调未来的利益，因为这些理想的目标体现了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动员体系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过度地利用了可用的资源和技术，导致政府的活动成本不断地上升。政府扩张活动中所遇到的财政困难，通过提高公共收入和加强动员过程来得到满足，其结果就是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还在不断地深入，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政治体系的调适来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

    《现代化的政治》[美]戴维·E．阿普特著，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