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
明之亡，本身就像一部悬疑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各家各派依其所思，说什么的都有。
其中，有位孔夫子后人，名叫孔尚任，写了一部戏剧，题为《桃花扇》，洋洋十余万言。要说这部剧作的品质，以笔者看来，真无愧世界戏剧史上任何佳作。不单单是文辞的优美、人物的鲜活，更因它开创性地采取了全纪实的叙事。除因情节构造之需，于若干细节有所虚构或想象外，大部分内容都有真凭实据。所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作者就像今之学者做论文那样，以一篇《桃花扇考据》，专门列出他所本的主要材料，一方面显示作品的严肃，一方面亦备有兴趣的看客或读者索证稽核。而且他对材料的搜集，并不以案头为满足，利用各种机会，踏访实地，亲问旧人。以我孤陋的见闻，远在十七世纪（《桃花扇》“凡三易稿而书成”，最后脱稿于1699年），以这种方式和意识产生的剧作，仿佛只有《桃花扇》。
剧中主要角色有三：一位妓女，一位才子，一位奸佞。他们之间，通过一柄折扇串接起来。妓女恋慕才子，才子以扇定情，奸佞从中破坏，妓女因此血溅折扇——所谓“桃花”，便是溅于扇面的血迹，按照作者的原话：“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
这自是一段古典凄美的爱情，如将其视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体会、感喟和唏嘘，颇为自然。然而，作者却给我们打预防针。他说，只看表面的话，《桃花扇》要么是“事之鄙焉者”，要么是“事之细焉者”，要么是“事之轻焉者”，乃至是“事之猥亵而不足道者”。 这绝非他写作的目的。写这作品，在他是一个已揣了几十年的梦想：“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是极郑重的。他回顾，自己还在少年时，族中一位长辈因曾亲身经历，“得弘光遗事甚悉”，“数数为予言之”，特别是“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一情节，对他触动甚深；多年萦绕，终于酿成一个构思——以“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所以，在类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里，他特别点明该剧主旨是：
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用我们今天话说，虽然题材和情节似乎是吟风弄月，《桃花扇》的真实主题却并非爱情，而在政治。这极为有趣。如果我所记不错，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响，或者说从性的角度解读政治，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文化批评时髦起来的视点。而孔尚任写《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纪末已得此意。这样讲，是否夸张，抑或有所“拔高”，读过《桃花扇》的人不难鉴识。剧中，李香君这一元素，实际起到一种隐喻的作用，来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舍和政治褒贬。作者让政治立场，去决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归——政治“正确”者，得她芳心倾许；而政治上的丑类，辄令她性趣荡然。
尤应指出，这位美人，除容貌、颜色上被赋予种种的美妙，从而对于男性普遍地构成梦中情人般的吸引，还特有一个“妓女”的身份。这使她的含义格外具体、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区别于“普通”女子。换言之，从身体到社会角色，无论“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她都是一个明确、强烈而纯粹的性的符号。在她身上，那种性之于政治的隐喻意味，不单单是毋庸置疑，简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孔尚任把“性”作为奖赏给予所称颂的一方，也作为鄙夷而给予了另一方。在他，这是历史批判的一种依托，一种方式。此即开场第一齣侯方域登台自报家门时点出的“久树东林之帜”、“新登复社之坛”，以及吴应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内容——一直以来存在于南京且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2
虽然我们不会像孔尚任那样，把明朝消亡仅仅归结于政治和道德；毕竟，将近四百年之后，我们已经走出了古典兴亡观及其话语体系，而拥有更多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着力表现的内容，在短命的弘光朝历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当重的分量。
这是那时代所特有的事实。
从1644年5月下旬围绕“定策”发生的明争暗斗，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内，南京几乎没有哪件事与党争无关。岂但如此，我们对弘光朝各项事业，从政治到军事，从民生到制度，均留下无头苍蝇般的印象，从头到尾，一盆浆糊，没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或干脆只形诸语言不见于行动——权举一例，从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复念及的恢复中原、为先帝复仇，也根本停留在口头，直到最后也不曾实质性地发出一兵一卒；而唯独对于一件事，人们贯穿始终、全力以赴、未尝稍懈，这便是党争。福王之立、马士英当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铖起复、张慎言刘宗周姜曰广吕大器高弘图等先后罢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变故，差不多都酿自党争。直至崩溃前一个月，马阮集团全神贯注去做的，仍是针对东林-复社阵营罗织罪名、图兴大狱，并以处决其中两个活跃分子周镳、雷縯祚，作为高潮。
它的根源，有远有近。
远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一系列起起伏伏，其中有两大关节：一是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当道，屠戮东林；一是崇祯登基后定阉党为“逆案”。更多的头绪，先前我们已有交代，读者若有不明，重温即可，兹处不复赘及。
我们将了解的重点，放在近处。那是崇祯十一年（1638）秋天发生的一桩事，内容便是吴应箕在《桃花扇》第一齣所说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
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乱公揭》。先解释几个名词：古代把公开张贴的启事、告示称作“揭帖”；“揭”是它的简称；“公揭”，则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于“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转为当代语，《留都防乱公揭》略同于一张由南京部分人士集体署名的街头大字报。
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达百四十余。朱希祖先生曾以专文对具体人数进行考辨 ，我们在此且不管它，而着重注意上述人数所表现出来的声势。倘在今日，一张百人签名的大字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这是在将近四百年以前，当时，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纵非万里挑一，千里挑一总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签名，这张大字报在知识界显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代表谁呢？主要是复社。这是明末的一个知识同人团体，欲知该团体势力之大，我们来看眉史氏《复社纪略》的记载。据它说，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以姑苏为首，各地青年学人社团（复社前身）成员即达七百多人；书中将这些姓名逐一开具，然后叹道：
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如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
天下读书人，没有不崇尚复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们的书发了财。《桃花扇》里就有这么一位书商蔡益所，专刻复社名流之作；他上场时以“贸易诗书之利”、“流传文字之功” 自夸，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内雅的好对。
须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经十几年，复社势力之膨胀简直令人侧目。阮大铖曾这样煽动马士英：“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 维斗乃复社领袖之一杨廷枢的表字，阮大铖说他“聚徒至万”，肯定是危言耸听，以说动马士英出手镇压。另有说法称，杨廷枢“声誉日隆，门下著录者三千人”，这大约比较客观。仅仅杨廷枢一人，身后追随者即达三千；其他复社巨擘就算达不到这种规模，但把每个人的影响面都计算起来，无论如何会是个使人瞠目的数字。难怪有人要愤愤不平地告御状说：“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
复社兴起，有一实一虚两个背景。前者是崇祯初年定阉党为逆案，为东林平反，形成一种直接而具体的刺激，令读书人志气大长，而东南一带原系东林渊薮，此地年轻后学，率先跃起，集会结社、谈经论世、指斥方遒。至于后者，则须联系晚明整体精神思想氛围。主要自王阳明以来，明人讲学之风大兴。笔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谒访，得见当年王艮为外出讲学，仿孔子周游列国的车制而自制的蒲轮车，虽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赝品，却也提供了一种形象。据说他就乘着这古简之车，从江西出发，沿途聚讲，直抵北京。明末学派林立，就是讲学风盛所致。“东林”被诬为“党”之前，其实是个书院的名称，无锡至今有其旧址。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忤旨革职，返乡讲学，重修东林书院并任主持，名儒耆宿纷至沓来，很快成为思想、学术重镇，最终给朝政以深刻影响。东林模式或东林经验，既激于时代，反过来也是对时代的有力印证；由于经过了思想、历史、伦理层面的究问与反思，历来士大夫作为王朝政治“齿轮与螺丝钉”的那种功能，明显朝着带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转化了，所以，整个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性、反叛性以及基于思想认同的群体意识，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已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到一些亲切熟悉的气息，这是从未有过的。
复社，作为东林的延续，而且基于对后者经验的汲取，意识上更加自觉，一开始就迅速迈向组织化和统一。我们可以认定：第一，这是一个从思想认识到组织形式相当成熟的社团，有宗旨、有规章，而且是跨越多地（从河南、山东到江浙、湖广）的全国性组织；第二，这是一个兼顾学术与政治的组织，由学术而政治、由政治而学术，学用相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它注重思想性，是学人和知识分子而非官僚与政客的团体，但又不同于闭门式的单纯读书会，强调所学所思“务所有用”，目标最终指向社会政治探索，以此观之，复社是针对社会、政治改进寻找思想之路的共同体，这一精神内核与现代政党已很接近。
至于张溥以“兴复古学”诠释“复社”之名，我们不必为其字眼所拘。一来这跟张溥个人思想主张有关，我们知道他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论；二来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古代语境中，“复古”往往是现实批判的好用工具，“改制”者往往“托古”。与复社从内容到形式的鲜明的历史创新性相比，“兴复古学”一类遣词，不会迷惑我们。相反的，我们恰要指出，复社的主体是晚生后辈，跟其前驱东林相比，年轻气盛乃其突出特点。东林的构成，几乎清一色是朝臣，纵不位居要津，亦有一官半职，抑或为致仕之名宦。复社成员相反，比如我们较熟知的吴应箕及所谓“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襄，除方以智登过进士，余皆为诸生。他们的年龄，或许不算真正年轻（最年长的吴应箕，主笔《留都防乱公揭》时年已四十四），但心态究非登堂入室的心态，普遍看上去疏狂不忌，这其实亦是锐气使然。
如果我们以复社成员为“学生群体”，则可以将复社视如明末的“学生组织”，而《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便是这群体和组织掀起的一场极具轰动性的“学生运动”。它有着明显的青春色彩和青春气质，冲动、激昂、理想主义，同时也不免浮夸、偏执、耸人听闻。现代学潮所表现的那些特点，此一事件基本应有尽有。比如，不妨比照着“五四运动”来想象1638年8月复社学子们之所为，一样的自视进步、崇高、热血，也一样的不容置疑、唯我独尊、霸气十足。和诸多现代学潮一样，它也缺陷明显，很有待商榷乃至可诟病之处，但这都不能掩其历史价值。它是发生在传统权力空间（庙堂）之外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有着自发性、自主性，独立表达了一种声音与诉求；远在十七世纪上叶，中国出现这一幕，颇能说明知识阶层的思想活力，以及对权力加以分割的意愿，这些深层次内容远盖过了它的某些缺陷。
3
《留都防乱公揭》重创之后，还有一次交锋，乃至上演肢体冲突。事见《桃花扇》第三齣“閧丁”，笔者涉猎未广，没有找到有关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叙事皆有所本推之，这样重要的情节，应非出于孔尚任的杜撰，读者中高士倘知出处，幸为指点。我仅于祁彪佳（那时他在北京任职）稍后日记（四月初六）里，看见一笔“时因江南所用之人，风波甚多，而碍手不少，连日与毛禹老商之未决”。 不知此番学生闹事，是否也在“风波甚多”之内。
事发时间，剧本注明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确切，更显得作者有所本。不过，月份上也许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剧中讲得清楚：“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亦即故事发生在丁祭日。考明代制度，朝廷规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即每年有两次祭孔大典，分别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个丁日（一般每月有三个丁日）举行，故称“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应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个丁日，具体在癸未年（1643），则为二月初三日（公历3月22日）。
这样，我们便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1643年3月22日。
地点为文庙亦即孔庙，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庙。丁祭，既是国家大礼，也是学子向先师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庙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学生来主持的”。若在地方，由府、州、县学的学生参加，北京、南京两都，则为“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明代最高学府，“永乐元年始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学生主要由郡县学每岁拣选而来，规模庞大，“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不逊于任何现代大学。故尔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庙是怎样一番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景状。
其间，前来参祭的复社诸人，意外地与阮大铖撞个正着。戏中写道：“[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吴应箕，那个“惊”字有讲究。此时距《留都防乱公揭》已历五载，五年来“闭门谢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销声匿迹，不怎么抛头露面的；谁知道眼下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日子和重要场合，作为“公揭”的始作俑者，吴应箕岂止意外，更将惊其大胆，所以紧跟着有一句：“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而阮大铖这样回答：“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
彼此言语相撞，争着争着，阮大铖形只影单、难敌众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骂：“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这一骂不要紧，四周全是毛头学生，“轻薄新进”、“放屁狂言”岂不触了众怒？大家齐齐指定了他道：“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于是围上来，一顿饱打。那阮大铖养得一口好髯，人称“阮胡子”，此番正好成为袭击目标，“把胡须都采落了”；然而这只算轻伤，打到后来，阮大铖唱道：“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攧，腰攧。” 攧，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坏了。阮大铖见势不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落荒而逃。
“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4
阮大铖从上台到翌年满清兵临城下逃往浙江前，总共就干了两件事：贪腐和构陷；两件事都干得很有力度，很疯狂。李清说：
阮司马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尝语沈都谏胤培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半饱私槖耳。但命纳银若干于官，欲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
不单自己受贿，还公然主张国家通过受贿扩大财源。在他带领下，弘光朝贿风大炽，至如夏允彝所说：“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官场上的一切，无不用贿赂来解决。回想《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攻击，此刻阮大铖以实际行动，坐实了某些当初似乎危言耸听的指责，比如，“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贪腐，显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显然也是利用政治腐败、权钱交易而来。他是此一游戏的老手和高手。
我们的内容主要是党争，故对阮氏的贪腐问题不拟着墨很多。在贪腐与党争两件事情之间，前者调动了他的欲望，后者则调动了他的感情。对于贪腐，他是顺应本能去做；对于党争，他则倾注了巨大的爱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疯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贪得无厌去攫取钱财，实在不可理喻）；而在爱憎中，他展示了专注、智慧、严密和深刻，让人见识到他的政治头脑和才干。
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坛并未使他彻底翻身、扬眉吐气，对他来说，若要如此，必须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钦定，当年，崇祯皇帝曾以亲手烧毁阉党文件《三朝要典》的行为，警示逆案决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也不便矛头直指崇祯皇帝。这时，他绝顶聪明的脑瓜开始发挥作用：
马辅士英以荐阮光禄大铖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语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于是士英疏攻从逆光时亨、龚鼎孳、周钟等，大铖教也。
什么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员投降归顺；同时，李政权也以“大顺”为号。不是骂我“逆案”吗，我就给他来个“顺案”。难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别，尽得风流，真是神来之笔、绝妙好对：逆、顺成偶，我逆彼顺——然而，到底谁是真正的“逆臣”，请试思之。
上面列为“顺案”首要的三人，是崇祯末期极活跃的“清流”大名士，当时俱以正人自居，城破后却“认贼为父”。三人中，除周钟外，都算是敝同乡，也即阮大铖同乡；龚鼎孳合肥人，光时亨桐城人。龚鼎孳和周钟的行径相对确凿。龚氏先降闯、再降清，后在清朝官至尚书；周钟据说曾向李自成上《劝进表》、代草《下江南策》，中有“独夫授首，万姓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渐德” 等语，马士英的奏疏称：“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骤马于先帝梓宫（棺木）前，臣闻不胜发指。” 光时亨据说曾力阻崇祯南迁，而城破后又“躬先从贼” ；但后有不同材料说明他是被诬陷和冤枉的，清末，马其昶先生说：“公初堕陴（城墙），及自经、投河，屡死不得，卒殒命于奸人（指马、阮）之手，事既已验白，而野史诬载，至今犹被口语。……当公之下狱也，独御史必欲坐以‘阻南迁’罪杀之。御史者，即初丽逆案，而后首迎降之张孙振云。” 李自成溃逃后，周钟、光时亨脱身，辗转回到南方，龚鼎孳则留在北京欢迎满清；眼下，正好可以治这两位南还之人的罪。
治“从逆诸臣”之罪，伦理甚正，又深得民意（当时南中这一呼声很高），阮大铖鬼就鬼在这里。他是项庄舞剑，暗渡陈仓。不能正面和直接打击东林-复社，就先迂回、再牵连。比如以周钟牵连周镳。周钟、周镳是堂兄弟，又同为复社骨干，而周镳在《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中非常卖力，有人对阮大铖说：“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之党，又以诟公而媚镳。” 阮遂“衔镳刺骨”。他通过发动“顺案”，先将周钟下狱，继而逮系周镳。其实，周氏兄弟素来不和，“以才相忌，各招致门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论理，兄弟反目若此，不合以周钟牵连周镳，但阮大铖确是善做文章的人，连这种家族内部矛盾，他也能够利用。《小腆纪年附考》记载，周镳的叔父等告了一状，称：“家门不幸，镳、钟兄弟成隙，镳私刻《燕中纪事》、《国变录》等书，伪撰《劝进表》、《下江南策》以诬钟；且镳于陛下登极首倡异谋，是钟罪止一身，镳实罪在社稷也。” 虽然我们没有旁证，但此事相当蹊跷，周镳叔父很像受人指使，将罪名一骨脑儿推在周镳身上，或曾被暗示如此可以开脱周钟，亦未可知。
要之，假“顺案”为绳索，阮大铖终于启其翻案、复仇之幕。
弘光间，马、阮并称。但论做权奸的天分，马士英不及阮大铖远甚。后者甲申年9月起用，权势激增，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起初，他以马士英为靠山，后来实已将其甩开，而另抱粗腿。确定吏部尚书人选一事，显示某种程度上，阮大铖的权势已能与马士英分庭抗礼。当时，马士英属意张国维，阮大铖则欲用张捷；某日，忽接中旨，任命张捷为吏部尚书。“内传忽出，士英抚床惊愕，自此始惮大铖。” 要知道，阮大铖此时官职不过是兵部右侍郎，马士英却是内阁首辅；换言之，总理干不过一个副部长。其实，从阮大铖通过大太监为自己拿到兵部右侍郎的任命一事，已见出苗头。李清描述他的强势：“阮少司马大铖意气轩骜，侵挠诠政，其门如市。” 还提起一次亲身经历：
予以谒客过阮司马大铖门，见一司阍者，问曰：“主人在否？”阍者对曰：“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如此寂寂耶？”予为一叹。
可惜弘光朝太短命，前后存世一年，阮大铖则总共只有八个月来表现他的弄权天赋，从身陷逆案之人而冠带觐见，而添注兵部右侍郎，而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乙酉年二月初六，1645年3月3日），虽未跻身内阁，但稍假时日，莫说入阁办事（其实他后来虽无阁臣之名，已有阁臣之实），取马士英而代之恐怕也指掌可取。
5
夏允彝之子夏完淳，被郭沫若叹为“神童”。郭这样说：
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
这位绝世的少年，于年仅十七被满清大员洪承畴杀掉之前，践行父亲临终之托，续完《幸存录》。其中对弘光朝事的一番总结，令历来识者抚膺击节：
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
自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监国，至弘光元年五月朱由崧北狩，一年之内，国家态势基本如此。
这也便是乃父于南京陷落、痛不欲生之际，所剀切书写的反思：
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而平心论之，东林之始而领袖东林者……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皆公论所不与也。东林中亦多败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著。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可谓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则两者同之耳。
除夏允彝以“清流”营垒同志身份，所道出的悔恨自责之声，我们也应看一段李清从党派之外做出的评论：
至魏忠贤杀（魏）大中，谓为大铖阴行赞导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贪横，锄正引邪，六十老翁复何所求？而若敖（通“熬”，煎熬）已馁，何不觅千秋名，乃遗万年臭？
两段话并而齐观，才是比较完整的认识。就东林-复社来说，国家危难时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当务之急，确系难辞之咎。然而与这种过激相比，以阮大铖为代表的一班贪横之徒，满怀私欲，毫无急公近义之心，才是葬送国家的真正根源。这样的是非，必须分清。
什么是“东林”？古往今来，所有推动历史进步、努力建造好社会、与奸恶势力不懈斗争的健康力量，凡属这种追求或这样的人，无论出现于何朝何代，都是“东林”；历史本来有“党”，天然存在正邪之分，怎么取消得了，又何能混淆？
从东林到复社，明末党争中前仆后继、代代涌现的知识精英，是如此朝气蓬勃。他们的信念、激情，以及因此迸发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才华，乃是中华持续千年的文明繁荣和新的苦闷所共同作用、孕育的结果。不消举更多的例子，单单一个夏完淳，倘若你肯去读一读那部将近八百页的《夏完淳集笺校》，定会为这个牺牲时年龄不过十七岁的少年，有着如此高贵的人格、如此巨大的才华、如此丰厚的学识、如此精深的思索，而目瞪口呆。他的形象，描写出一个真正的“青春中国”，一个在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上潜藏甚而已经展露出原创能力的中国。至此，笔者不禁再度感慨于满清的入主，之于中华文明可能的豹变乃是极严重的干扰。兴许，东西方文明的赛跑，就差在这二三百年之间。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