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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7日，由中华书局和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朱季海文集首发式和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东吴饭店举行。到会人数不多，即使是官方人士，也都是了解朱先生的知己和关注过他的朋友。这是一个真正的民间聚会，但却充满了浓烈的人文色彩和学术气氛。已经很久不能正常进食的朱季海先生由女儿陪同亲自来了。听完几位会议发起人的相关讲话，他面对窗外明媚的阳光高声地说：“长夜过后，太阳出来了，一片光明！”之后，他从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俞国林手上接过稿费交给女儿，就由年轻人送回家了。估计为了这个最后夙愿的完成，那天中午，他也许会去吃一次松鼠鳜鱼，但也不过是嚼嚼就吐出来罢了。
在研讨会当天从苏州回北京的火车上，我跟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和俞国林说：“朱季海先生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国最有影响也最具质量的的古籍出版社，出版具有最高古籍整理水平的书，彼此都十分相宜。赶在朱先生96岁身体又欠佳的时候完成出版任务，中华书局为中国文化和学术做了一件极有意义也极有魄力的好事。希望朱先生一高兴身体好转，也担心他多年夙愿得以完偿，没有心思，不再等待了。”朱先生没有照顾我们的期望，使我们的担心成了现实。12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苏州传来了朱季海先生逝世的消息。在意中，却也十分悲痛。
我认识朱季海先生也是在苏州。30年前，我跟从陆宗达先生到苏州开第二届训诂学年会，老师带我去见朱季海先生，但嘱咐我不要跟他一起进屋。老师对我说：“朱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年龄比我小，辈分却比我高，我是要磕头的。你进去不好行礼。”颖民师进屋，我听朱先生说：“都什么时候了，不要行大礼。”老师才让我进去。朱先生没有看我，也没有站起来，只说：“坐下吧。”回北京的路上，颖民师对我说：“朱季海先生幼承家学，青年时代追随太炎先生弘扬国学，上个世纪他是太炎先生年龄最小的弟子，但成就很高，只是不出来工作，难以请动他！”
之后，我们和朱先生就结下了不解的学术缘分。第三届训诂学年会、海宁召开的太炎先生学术研讨会、王静安先生的纪念会……朱先生都由我们接送，他不跟我们客气，书来信往，每每问及“陆门弟子”——谢栋元、钱超尘、杨逢春……十分亲切。我们的生活馈赠他从不推让，我每到苏州去看望他，双塔也好，观前街街心也好，饭店也好，没有遭受到一次拒绝，和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学术上也是如此：读过陆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陆先生和我写的《训诂方法论》、我写的《训诂学原理》，他都会直接提出一些意见。近些年他最关注的是太炎先生在日本讲《说文》的笔记，我多次对他汇报整理与出版情况，他总是说想看看原稿或复印稿，但卷宗浩瀚，无法奉寄，当我告诉他准备完全按原文逐条照抄时，他说：“好，他们记录不敢离开太炎的意思，你们整理不敢离开记录本文，这我就放心了！”从此他不再索要原件和复印件，更没有怪罪我不把文件奉上。现在倒是我后悔极了，如果当初费点力气把原件给朱先生看看，他一定会给整理提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更好办法。如果事先把我写的前言交给朱先生看，他更会帮助指教，可惜什么事都是急急忙忙，没有来得及做，成为我无可挽回的遗憾了。这就是我亲自接触的朱季海先生。看看网络和报纸上关于朱先生为人作派方面的轶事的描述，总觉得不真实，不可理解，那是我们认识的朱季海先生吗？
朱先生逝世前，已是章黄之学辈分最高、成就卓著、年龄最大的学者了。他不司公职，无需学位，靠着自己永不离开学术的执着和胆识，获得学术晚辈的崇敬、信任与爱戴。他在弘扬国故，承续师说，以纯粹的中国之学丰富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作出贡献，他一直是我们弘扬国学的一个精神支柱。20到21世纪之交，西化和中国文化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19到20世纪之交。上个世纪，中国在推翻帝制以后还很衰弱，而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已独立强盛。如果在现代中国失去太炎先生所说的“灵魂”，国家将何去何从，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在这个爱国学者们对文化发展充满忧患的时代，出版朱季海先生这样一个沟通两个世纪的学者的文集的意义，估价再高也是不过分的。
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提出了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觉得，朱季海先生的一生，是可以够得上自觉和自信这两个词语的。他的自觉和自信，表现在他对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的、用全力维护中国学术精华的几代学人的追求，从未放弃。由于坚持文人的特立独行，他在相当长的生涯中，并未被组织到现行的学术行列里，但他一直在关心学术的发展，观察学界的动态，用正确的文化观来发扬学术。在写作难，发表难，与会难，融入更难的处境下，他坚信弘扬中国学术精华的方向。朱季海先生最懂得什么是纯粹的真正的国学，在我们邀请他，护送他去参加会议和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不时可以听到他的真知灼见，虽片言只语，却发人深省。他对章太炎先生关于文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还原与继承的态度，在文集中随处可见。
我自己才疏学浅，没有资格来评价季海先生的学术，但学习过程中，有许多收获，感受到朱季海先生的学术有他自己明显的特点：
首先，他受到章太炎先生文化思想熏陶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实践，有极为纯熟的乾嘉、章黄的学术素养：经史子互通，以“小学”通经而不事空谈，学风务实、文风简约，当代少有。有人说他的《楚辞解故》是“天书”，怎么会呢？《楚辞解故》顾名思义，是对前人故训所做的再梳理，每一条前人有多个说法的，他都有分辨，也不过是用材料说话。例如“离骚”，“离”历来有三种解释：解为“别”和“叛”，都用的是“离”的常用义，解为“遭”，是以“离”为“罹”；朱先生梳理后，根据多种故训，确定为后一种解释。由于证据充足，将这个语义考证做成确案。这在训诂界一看就懂，何称“天书”？只是，他的解故取材时代偏早，一般人难以有此积累而已。
第二，他因博览群书，积累丰厚，对古文献的语言、思想有高度的敏锐判断能力，甚至可以说是鉴赏力。是非真伪在他的短短数言中表述清晰，极具说服力，胜过许多洋洋巨文。朱季海先生善于“校”，但不是死板的核对，他的功夫在“理”，清理和释理，虽说“述而不作”，实为“述而能作”，一般的人达不到这样的“不掺水”的功夫。
第三，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能够立足现代来弘扬传统，严守文人将古训传世的使命，不越雷池来妄谈世风，看似迂阔而实为清醒。每次见他，他都会对我说：“千万不要听那些认为章黄是‘复古’的谰言。太炎怎么会复古？他处处立足当代。有些人把‘还原历史’解释为‘回到历史’。怎么回得去？现代是真的，历史也应当是真的，‘还原’不过是求真，懂得‘小学’才能求真！这就是‘朴学’。”
他的学问是有根的，从根上解读古籍。现在的有些学者连书都不好好看，材料习惯从网上“调用”，观点习惯从第二手、三手甚至多手转用的文章中“抄用”，这么做学问，怎么能看懂朱先生的书？就是很用功的人，时间不到，也难以企及朱先生的根底。在当前这种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读他的书、文令人感慨。现在的评论善于炒作，号称“新闻效应”，是不能正确解读朱先生的学问的。
朱季海先生由于处境的不善，常常有独立不群的表现，有时不为世人理解。他对请他出山的方式十分计较，提出一些看来很苛刻的条件。比如，他说自己上课25分钟就够了，不要50分钟，那是对今天课堂教学的“侃”风和“空论”的不屑。有一次我接送朱先生去东北开会，中途在北师大停留，他对我和师弟宋永培讲《说文解字叙》中提到的“分理别异”四个字，认为我的理解不够深入，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引书全凭记忆，从《易经》开始，大约涉及十多种古书。真叫他讲课，他会只讲25分钟吗？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防范学术被亵渎，他有自己试探别人态度的特殊做法，有人把这种看来反常的做法界定为“怪异”，甚至肆意夸大、丑化，是为不善解也！千篇一律带来的浅薄与无知使世人最难容忍个性，最不懂得去体验内在的精神；加上物欲带来的“势利眼”作风，使朱季海先生融入现代学术队伍遇到太多的困难，文集的出版也一拖再拖，这实在是一种误人误事的悲剧。
片面理解“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评价人才的常事，认为什么都要亲自经历才叫“学问”、“能力”，绝对否定间接知识。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人们会认为未出国门就不懂西方，是一种大缺欠；却不以与历史隔绝、胸中无师承祖训为可悲。朱季海先生从师太炎，十分重视从阅读中获得世界知识，尤其重视处在文化高潮时代的世界古文明。一个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应当千百倍于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才是找对立足点的“自信”；而我们对只了解国外完全不懂中国的学人总是高看三分，反而把直接熟知中国、间接了解国外的学人视为保守，难道这也叫合理的评价人的标准吗！
朱季海先生去了！中国不会再有第二个朱季海，但他在困境中忠实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和致力传播朴学精神的道路不会断绝。北师大陆宗达先生开创的章黄学术研究，一直延绵不断，在经学、小学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得到朱季海先生许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学生，是在朱季海先生和其他很多前辈师长精神的鼓舞下走进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领域而不言放弃的。
在去年11月27日的研讨会上，我曾代表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的全体师生，表达对朱季海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说：“社会在发展，经济繁荣之后，文化发展的高潮必会到来。六中全会已经专门为文化作出决议，真正的国学为社会接受和理解的时代会一天天走近。”我也曾诚挚地祝愿朱季海先生身体健康。我说：“在您的文集出版后，您的学术和理想将会被更多人理解、关注。您会看到几代学人为之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精华的理想一步步实现。愿您为这个事业而保持自己的健康，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请不要让我们失望。”现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话已经全部成为令我们悲痛的历史！但我们延续中国优秀传统，传播中国遗产精华的志向将永远不会仅仅是历史，它一定会代代相传，走向每一个“现代”！它一定会凝聚我们的队伍，等待最好的时代的到来！它一定会激励我们做出成绩，不负时贤、前人和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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