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在沟口看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寻求个人解放的思潮，哪怕是黄宗羲和戴震等思想家严厉抨击皇权独断的时期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把民众的欲望和利益纳入关注和保护的范围，但这种舆论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是基于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那些革命先行者从明清以来承袭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更易趋于向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方向发展，而日益疏离西式民主主义的轨道，这也为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所证实。我个人认为，沟口的这套论述对以往国内有关明清思想具有西式“启蒙”倾向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一个重要修正，至少起着警醒的作用。

    ——杨念群对“沟口雄三著作集”（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的评论。《读书》杂志2012年第1期。

    最后，还是回到《清帝逊位诏书》吧。对于这份仪典性的文本，高先生认为具有巨大的“宪法性法律的意义”；而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跟高先生说的相反——它对“宪政性法律”恰恰具有一种反讽的“意义”：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权，都可以利用立宪来粉饰自己，那还有什么政权不会利用宪政呢？300多字煞有介事的古文辞，就算是“宪法性”的文献，那谁不会鼓捣出一部正义凛然的宪法呢？事实上，逊位诏书关于共和立宪的华丽词藻，正预示了此后中国政治史的命运，从民国，到党国，到真正的党国，宪法终究只是法律空文，或者是政治装饰而已！经历了百年来的政治风云，作为后知后觉，我们至少应当有曹丕那样的政治洞察力。我想说的，也只是曹丕那样的话：“宪政之事，吾知之矣！

    ——胡文辉对《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高全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的评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月5日。

    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父亲的书就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我读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多是“左倾”的“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1949年前父亲在江南大学，我们兄弟只有大哥是在他那里，我们都在苏州家中，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后来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钱穆次子钱行日前出版《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道。《新京报》“书评周刊”1月16日。

    作者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成果提出，如果比较文明的悠久，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发育比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都晚，比印度河恒河流域、爱琴海地区也稍晚一些，只能算是排名第五的文明摇篮。中国也不是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当今世界，除了埃及、印度，还有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等国，文明史都不比中国短。作者回顾了20世纪以来“四大古国”之说在中国的形成过程，提出应该纠正这种不符合史实的说法了！

    ——丁东评介《质疑四大文明古国》(陈明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版)。《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