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置人造“文学景观”，直探文学理论本质

    最近，我读了邢建昌的新著《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当下文学理论界正在发生的问题和元理论问题。作者不赞同“文学终结”论、“理论死亡”论。他认为，这种宣言式的表达，不是学术研究的可取路径，也不足为纷乱的理论界提供富有穿透力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理论是什么》贯穿着对当下流行命题的反思、质询。很显然，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工作，企图回到问题的源头，和产生重新提问的可能，进而彰显被遮蔽的理论“本质”。读完建昌的书，我觉得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以不断发现问题和问题意识为前提的。说到学术研究，大家似乎都在提倡问题和问题意识，但很少有人把问题、问题意识也同时作为一个问题去思考，《理论是什么》则把问题与问题意识也作为一个问题去探讨。作者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的问题。这问题既是现实中的文学事实、文学活动的召唤，又是人类理性局限性的必然。人的理智是有限的，而未知领域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理智认知无限的未知，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理智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永远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过程性的，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人类理智的有限性，是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而把问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有赖于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在何种语境、何种知识背景下言说问题。文学理论知识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以及新问题的提出联系在一起的，也伴随着对大量非问题或伪问题的辨析与厘定：首先，问题是在已有的知识前提下被提出的，人不可能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下提出问题。其次，这问题仅凭已有的知识不能解决，人面对作为“问题”的对象呈现无知状态。第三，人对这“无知”是清醒而自觉的。在特定的知识论域里恰当提问，是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或基本能力。所谓“有能力提出自己的问题”，就是要求理论研究能够从单纯的现象描述或就事论事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让某种关于文学的常识、习惯或经验，处于被严格审查的批判之中。“有能力提出自己的问题”还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应该高度重视对问题的研究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问题的答案。作者正是始终保有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才保证了书中讨论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遽下判断，而是努力在特定语境下作寻根式的了解。

    二是反思的视角。反思，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反思成为众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化解危机、超越自身的基本方式。按照社会理论家I．沃勒斯坦的观点，反思能力是一个学者或科学家的基本能力。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重思（rethinking），更需要否思(unthinking)。沃勒斯坦的观点实际上提醒我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自明的或不加批判的理论预设或前提，更不存在永恒的超乎时空的正确命题。一旦把某种理论预设、前提或命题提高到“元叙述”的位置，就可能误导乃至阻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叙述。所以，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保持“反思”或“否思”的激情是十分必要的。《理论是什么》正是这样一部将反思作为一种知识型贯穿到研究的全过程的书，它副标题是“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即以反思的视角研究文学理论的各种问题。作者似乎是受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影响，努力将反思的视角贯穿在研究的过程中。例如第七章“学术论争与话语权力之争”，把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分析，与对论争者的文化身份、媒介资本的强弱，以及文学观念的冲突等的分析结合起来，深化了对这场论争的认识。正是这种反思视角，涵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

    三是对“理论是什么”的追问贯穿全书。在很多人看来，理论似乎是一个自明的概念，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更是自明的。但是在建昌看来，正是对理论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导致了理论功能的淡化以及理论与理论的对象之间关系的紧张——即理论不能有效解释它的对象。为纠正这种认识的偏差，作者不惜从理论的原始涵意出发，逐层深入地展开对理论的旨趣、功能、品格，以及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的追问。分析了理论与常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体系、理论与反思以及软理论与硬理论关系，从而使理论的意涵得以呈现。

    作者认为，“理论是什么”作为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对此投入足够的热情和精力。人们似乎更愿意跟随着一个又一个被高度传媒化了的“文学事件”、“前沿话题”走，而不愿意回过头来从基本原理或基础当中厘定问题的限度，思考可能的前提、语境乃至谱系。在一个又一个人造的“文学景观”面前，理论以及理论所携带的复杂思考被稀释化乃至被浅表化了。对理论的抵制，不仅出现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话语里，出现在媒体、主持人或客串文化明星即席的谈笑里，甚至出现在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文学研究共同体成员内部。在一个世俗文化充满水分疯长的时代语境下，理论的命运是十分尴尬的——不是我们的时代不再需要理论以及理论思考，而是我们越来越缺乏思考理论的能力和表述理论的能力。

    基于此，作者把“理论”作为自己反思研究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对“理论是什么”的追问，作者并没有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这是因为作者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关系有着清醒的知识谱系学的分析。在作者看来，本质不是可以简单从人类思想中剥离出去的，本质式的思维合理性前提在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尽管形形色色，但是它们都形成各个不同的种类，而一个种类就其自身而言总有其“是其所是”的东西，这就是本质。所以，一味拒绝本质实际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以往文学理论对本质追问的主要问题是：误以为本质是已然存在的事实；误以为本质只有一个；误以为从本质出发就可以推演出文学理论的体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传统理论不仅在对本质的追问上陷入了先验或垄断化的泥淖中，也在对现象的阐释上陷入了观念化或权力化的怪圈中。正是这种受“已然”本质论的支配，理论成了一种权力话语。作者主张寻求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乃至“事件化”的知识叙述。这样，“理论是什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