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的黄国荣

    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35岁开始写《战争与和平》，耗时6年，45岁又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马尔克斯39岁发表《百年孤独》，58岁出版《霍乱时期的爱情》，77岁推出《苦妓追忆录》，其《家长的没落》，开始写于41岁，1975年成书，历时８年。精品不断，爆发力不断。黄国荣先生的经历类似，他45岁才开始创作《兵谣》；酝酿20年，53岁出版代表作《乡谣》；11年后再推打磨５年、震撼人心的战争小说《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可谓大器晚成。因为内容丰厚的长篇，都需要作家进行足够的准备，尤其是阅历和技巧上的准备。

    至于如何比较、定位黄国荣先生的文学成就，因人而异。我一直将他的《乡谣》，当作是最优秀、可能也是最伟大的当代汉语小说之一，他的《兵谣》则是最好的当代军旅长篇，其后他写了几部电视剧，我就很担心，他会把笔写坏。读完《碑》，我不由得惊喜刮目——黄国荣的风格变了！

    小说为战俘立传：边境战争，英雄身负重伤，成为战俘，５年后交换回国，依然受虐，笼罩在全天候的精神歧视中，主人公不断振作，每一次又都被战俘身份击倒，无论在军营还是转回老家就业安置，辞职后去特区做民工、当保安，始终英武昂扬，不屈于命运的奚落。正像黄国荣说的，《碑》的核心是“如何对待战俘。年轻人可能根本没见过战俘在我国所受的苦难，他们为国流血拼死，结果比那些罪犯还生不如死”。

    题材未免沉痛，常人很难理解。毕竟现时代多数人恐怕一辈子也遇不上战争，遑论“战俘”，它远离于我们的生活，即便军人，能够成为“战俘”的概率也极小，在和平年代里做了“战俘”，则几乎闻所未闻。因此过去表现这类人物的长篇小说还没有见过。

    黄国荣恰恰写的是一位真正的战俘邱梦山，他在战场和战后的表现，横跨战争与和平年代，妻子、孩子、父母的命运次第改变，变得面目全非。

    现实生活里，黄国荣曾经遭遇“战俘”。1980年代边境战争，黄国荣担任某师政治部副主任。他的108个兵，被抽调补充上了战场。“有两个战士一直铭记在我心。一个是火箭炮营一连一班班长李丰山，家里已经联系好，他复员后，去美国继承爷爷的遗产。……还有一个是我们师篮球队的杜大个子，身高一米九左右，他到我宿舍走后门，恳切要求上战场。……他说我参战，要是牺牲了，是烈士，是英雄；要是不牺牲，立了战功，火线可以提干，不提干回来也可以进军校，我这辈子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去了，不久听说两个人都牺牲了。黄国荣很为他们难过。直到20多年后的2006年，老部队复员战士来北京看他，告诉他那个杜大个子并未死，而是负伤昏迷做了俘虏，交换回来后复员回了老家。这让黄国荣无法平静——死者已矣，那个活着的杜大个子，上战场前想到了立功、提干，就是没想过当俘虏，结果立功、提干无份，还是复员，并且背上“耻辱”这一沉重的黑锅，深深打动黄国荣的心，促使他写出《碑》，“用它来祭奠那些为国流血和牺牲的战友”。

    这样的经历很难得，也不幸。小说本就写奇人奇事，不奇不独特，“无巧不成书”，关键看怎么写。假使黄国荣真的把焦点只聚于“如何对待战俘”上，奇则奇矣，那格局就小了，《碑》就小了。

    在我看来，《碑》的主题开阔宏大，它的核心其实是表现人之为人的尊严，不服输的民族气节，无论是战场，还是就业、打工，邱梦山与同事不和，对顶头上司瞧不起，抵触参战，训练时吃苦在先、用人得当，作战时灵活机变、调度有方，经商时引进外资、敢做敢想，对于同为战俘的李蜻蜓等人，受苦受难时主动承担保护之责，都是一种逆境里的挣扎，逼出来他的男儿血性，潜意识中以为是军人就不能失败，他瞧不起失败。

    从社会心理层面说，歧视某些人、不给出路，其他人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豪、荣誉感，获得一点可怜的自信、自尊，越是难以自立的环境，越会如此。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一再内耗、不自重，把人逼上绝路的根本。

    这样的绝路堵在一位真正的英雄前面，无论他走到哪里都阴魂不散，给英雄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其拷问、鞭策到的陋习、机制、民族心理，确实触目惊心，值得我们反思。

    不过我们无需悲观，因为从邱梦山身上，倒是量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心理深度，我们能够汲取他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力量。

    只要有力量，不叫自己趴下，就无人能打倒，迟早会成就一番事业。

    这是《碑》留给世人的启示，也是邱梦山精神的光辉、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