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蔡锺翔先生

    在2010年夏天去美国访学前夕，我收到蔡锺翔先生的高足袁济喜教授寄来的《蔡锺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一书。收到书以后，我思绪翻滚，久久不能平静。我最大的遗憾是它不是蔡先生自己寄来的，蔡先生本人已于自选集出版的前一年2009年不幸辞世。天不假年，蔡先生才活了78岁。78岁的年龄在当下并不算很大，还可以做许多学术研究上的事，而且蔡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获得好评，他还想一直编下去，未料中途而辍，思之怃然。

    最早知道蔡锺翔先生是在大学本科时代。我从本科开始喜爱古代文论，在杂志、丛刊上时常读到蔡先生关于《文心雕龙》和其它古代文论的论文。后来读研期间，我又见到他与黄保真、成复旺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从中受益颇多。后来在学术会议上见到蔡先生时，他的和蔼可亲和一丝不苟，让我一见如故。随着在学术会议上见面次数的增多，我对他也格外敬重，并感到亲切起来。这其中除了不断读到他的著述以外，后来我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自认为是他复旦校友中的晚辈也是一个原因。我曾经联系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他是一直表示支持的。另一个原因是蔡先生原籍苏州，我后来在苏州大学工作十多年，觉得蔡先生于我殊为亲近。这也许是我的一厢感受，但蔡先生对我日渐熟悉和关切却是事实。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蔡先生就与时俱进，推动古代文论研究中思想的解放，积极肃清左倾的教条主义余毒，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蔡先生真正尊重历史事实，以西方文论为参证，在中西比较中阐发中西文论和艺术的特点，同时又反对削足适履，反对简单生硬地搬套西方理论和肢解中国古代文论。他关注古代哲学史、古代艺术史与古代文论的关系，重视古代文论所包含的独特思维方式，并且尤其重视理论与实践、古代与现代的贯通，重视古今文论的互动，强调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艺学建设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

    蔡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高度重视方法论，在具体的研究中充分体现文论与批评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研究方法上，他不墨守成规，而是别出机杼，大胆创新。在具体的论述中，他的论文事例详实，论证严谨，充分展现出他古代文论研究的前瞻性和现实性。他还尤其重视古代文论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紧扣古代文论中一系列的关键问题，如情感问题、自然问题，乃至作品的本体问题、通变发展问题等，努力将中国古代哲学与古代文论打通，从中体现他所关注的问题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这部《蔡锺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汇集了蔡先生一生已刊的代表性论文和未刊论文，充分彰显了蔡先生的成就，值得文论界后学奉为典范。

    蔡先生做事谨慎，一丝不苟，且为人低调，与人为善。他与人相处，和蔼可亲，淡漠名利，显示了他温厚的人格魅力。他奖掖后进，关心和爱护年轻学者的成长，是我们的楷模。第四辑是他为后辈学者所写的书序和评论，其中包含了他对青年学者的热心提携和殷切期望。他高度重视对文论和美学范畴的研究，并身体力行，筹划主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一大批青年学者从中获益并茁壮成长。

    蔡先生去世两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他的那些充满活力的学术思想，更使得他的精神和风范长存。读着蔡先生这本厚重的自选集，我睹物思人，写下上面的感言，聊寄对蔡先生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