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个体意志能走多远

    对于彼得·海斯勒这样一个老外来说，中国有太多让他惊讶的故事：在电光火石之间，数百个山头夷为平地，几个月后上面矗立着崭新的工厂；两个仅有初中文化的老板，在一个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里，在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规划出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1950平方米的工厂；在一天之内，一家工厂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城市，包括所有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成品，以及所有电灯泡，所有门扉，甚至墙上的每颗钉子；有上千居民的镇子，在几天之内人去房空，一两年之后永远沉入湖底；每年产生上百万的新驾驶员，他们可以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却无法安全地把车仅仅挪一下位子；一辆卡车载着11个农民组成的演出团巡游中国，竟无一人有驾驶执照；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农民工凭记忆力画下了工厂的一台进口机器的图纸，然后多次转卖给小老板，激活了一个行业的竞争……彼得·海斯勒有个很地道的中文名何伟，中文水平相当好，在中国生活了好多年，但是他每天都能发现让他感到新奇的事，因此在《寻路中国》整本书里都充满着一种历险和猎奇的乐趣，并以幽默的笔触勾勒出来。该书在西方社会受到欢迎，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书中描绘的现象我们已司空见惯，借助这面镜子，从一个老外的视角看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数细节，竟至于悚然心惊。因而可以说，书中表现出来的猎奇感和幽默感使该书在中国也大受欢迎。

    中国经济正在以GDP每年增长8%的速度崛起，这是让西方艳羡、惊异的地方，也是我们引以为豪之处。这个速度，具体体现为高速公路伸展的速度，体现为汽车火车飞机行驶的速度，体现为上亿人口流动的速度，体现为建筑物拔地而起的速度，体现为点钞机翻滚的速度。上亿或者叫陶非或者叫罗玉凤的农民，放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背着铺盖远走异乡，走进某个写着招工牌子的工厂里，每天在轰鸣的机器前劳作十三四个小时，晚上和工友或者家人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躺在砖块和木板搭成的床上，给数千公里的孩子打个电话。在他遥远的故乡，他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住在一起，也许某个日上三竿的早晨，孩子发现奶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怎么也叫不醒。在某个大城市的郊区，或许在长城脚下，或者在长江边上，水泥公路修到了某个或者叫三岔或者叫永和的小村庄里，某个叫魏子淇或者其他任何名字的农民想方设法贷了款，搞起了农家乐，养起了鳟鱼或者牛蛙，招待着城市里的来客，他们可能越来越忙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焦躁，越来越孤独。他们一起成长的儿时伙伴，分享共同经验的亲人和朋友，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角落。他们可能每天都在经受不公平、剥夺、压抑、欺侮，但是他们无从倾诉，无从寻求帮助。他们很清楚，不管是村支部书记，还是劳动局的官员，都不会有耐心坐下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帮助他们解决有病无钱医的窘境，帮助他们要回被拖欠的工资。压抑的性需求，则使他们更为焦灼、绝望。

    必须有什么东西支撑他们，慰藉他们，以克服或承受这一切。一个年仅30多岁的罗师傅，已经有23年在湖南、深圳、湖北、新疆、广州、云南、黑龙江、浙江等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他中学未毕业就辍学成为打工仔，只学过最简单的语文和算术，在摸爬滚打中，他不停地学习电气布线、机床加工、焊接技术，成为工厂里的“大师傅”，他坚信万事“只有靠自己”。来自贵州贫困乡村的苗族青年小龙，在他房间里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人生何处不成名，学不成名誓不还”，在他的床头摆放着《方与圆》《经典故事集》《生活成功宝典》这样的励志书，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都是他的人生导师。还未成年就加入打工妹行列的的罗玉凤，则使自己一直处于高度的繁忙之中，“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来自四川农村的老田，在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把三分之一薪水都用来买彩票。在北京郊区搞农家乐致富的魏子淇在竞选村支部书记失败后，回忆起算命先生让他远离政治的告诫。他的妻子曹春梅逐渐发现，即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可是亲戚和朋友相继搬离了村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开始信奉佛教。

    作者在温州瑞安目睹的一起交通事故，看起来像一种象征。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快速撞上了一辆小轿车，当场脑浆迸溅，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围观者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掩一下。驾车的从事故现场开了过去。一个街区之外，喧闹的大街上霓虹灯闪烁，充满生机，没人关心这座城市少了一个驾驶员。经济以混乱而富生机的态势持续发展，政治与文化方面却跟不上脚步，许多法律成为具文，人的心灵得不到有效的慰藉。作者以19世纪美国的新兴城镇为参照，指出“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

    一般人很容易注意到宗教在死亡、人生意义等终极关怀方面的重大作用，却很少注意到宗教在社群凝聚上的意义。该书作者目光却非常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传统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小，以家族和姻亲为核心的地方社群相当稳定，相对闭塞的生活空间也很少带来社群难以处理的问题，共同的血缘体系、文化价值、经济活动把社群成员连结在一起，婚丧嫁娶、祭祀、庙会、求雨、祈福、节庆典礼、集市贸易、走家串户、打牌喝茶、猜拳赌酒等活动担负着社群凝聚、社会交往的重要功能。然而在当代中国，人口急剧流动，大量农民工进入陌生的城市，从事陌生的工作，有太多太多新问题需要解决，他们面对更为强大的外界压力。原生社群解体了，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法律援助机构却普遍缺位。少有人可以分享分担，少有机构可以求助，能指靠的唯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他们把地摊上买来的励志书当作强心针，凭着超强的忍耐力，辗转流徙，摸爬滚打，以撒谎、以死相拼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实现自我。但正如作者所提出的，“仅凭个体意志能走多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不仅仅是农民工的问题，也是每年进入城市的数百万农村学生的问题，还是每年春节期间奔波在工作地与家乡之间的公司职员的问题，甚至也是在同一城市长大、学习和工作的人的问题。世界、国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遥远，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又太狭小，再也没有亲朋好友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因为频繁跳槽，同事之间仅仅是短暂的公事公办的工作关系；独门独户的居住方式，并且频繁更换，使邻居之间素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和越来越强的隐私观念使一家三口也可以形成相对无言，各占一台电脑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遭遇虚无感、孤独感的啃啮，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电视依赖症、网络依赖症、抑郁症。人们需要更多的公共生活，更多的组织和社群，更多的广场和集体娱乐。权力应摒除对非官方组织、对非官方主导的共同体的猜忌和恐惧。人们需要切近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也许无关政治，也许无关权益，但肯定有关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