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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1965年秋，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在国外发表文艺作品而被苏联安全部门逮捕。次年2月，二人被苏联最高法院以“反苏宣传罪”分别判处劳改7年和5年。在稍后召开的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支持法院对二位作家作出的判决，并强烈谴责二位作家的“罪行”。苏联当局的做法和肖洛霍夫的发言激起了苏联知识界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因此写了这封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肖洛霍夫后来的创作情况被丘可夫斯卡娅不幸言中。
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党的第23次代表大会上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苏联文学界代表”的身份登台发言的。
因此您也就给了每一个文学家，当然也包括我，就您似乎以我们大家的名义说出的那些思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您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确实可以称作历史性的。
我不记得在俄罗斯文化存在的千百年间还有另外一个作家曾像您一样对法官们做出的判决表示遗憾时不是因为它过于严酷，而是因为它过于宽大。
但是，让您不快的还不只是判决，因为那场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审判本身就不合您的心意。您认为那场审判过于迂腐，太拘泥于法律。您希望法官们能不用刑法束缚自己，不遵照法律，而遵照“革命的法律意识”，来审判苏联公民。
您的呼吁令我惊愕，而且我有理由想到，惊愕的不只是我一人。我国人民因斯大林对法律的践踏而付出了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力图回到法制上来，回到准确地遵守苏联法律的精神与文本上来，这些努力的成功，是我国近十年中取得的最宝贵的胜利成果。您想要从人民那里剥夺的正是这一胜利成果吧？不错，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给法官们提供的样板还不是大规模破坏苏联法律的相对不太久远的时代，而是连法律，连刑法都还没有产生的更为久远的时代——“永志不忘的20年代”。第一部苏联法典是在1922年付诸实施的。1917—1922年令我们永志不忘的是英雄主义，是伟大事业，但那些岁月的法制却并不好，而且也不可能好，因为旧制度被摧毁了，新制度还没有巩固。那时认可的做法是：根据“法律意识”进行审判。这种做法在国内战争时期，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是适当而自然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确立50周年前夕它却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在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以后，又有谁出于什么原因需要回到那种“法律意识”上，实际上也即回到本能上去呢？
而您又希望用这种在“永志不忘的20年代”实行的、没有法典条款作为依据，却又格外严厉的法庭首先来审判谁呢？首先审判文学家们……
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您的文章和公开演讲中谈到作家们时早就有蔑视和粗暴嘲笑的习惯了。但是这一次您做得比以往更过分。对两位身体并非特别强健、不能胜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两位文学家的判决，判处他们在强化集中营里囚禁5年和7年，实际上就是判决他们生病，也可能就是判决他们死亡，而这样的判决在您看来还不够重。法庭如果能不按刑法条款审判，如果根本没有这些刑法条款，您以为，那法庭就可以更快，更简单地选择更重的惩罚了，而您也会因此而大喜了。
这就是您的原话：
“这些坏蛋要是在永志不忘的20年代——那年代审判时并不依据刑法的有严格区别的条款，而是遵照‘革命的法律意识’，——嗨，那这些小爬虫得到的就不是这样的惩罚了！可现在，你们看见了吧，还在议论什么‘判决过重’呢。”
是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一名苏联女作家，和意大利、法国、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的许多共产党人（您在您的发言中不知为什么把他们称作两位被审判的作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人”）同西方的左派社会组织是在一起议论，我在斗胆议论那不恰当的、毫无根据的严厉判决。您在您的发言中说，您替那些建议将被判决者取保，并为赦免他们而奔走的人们感到羞耻。可是，说实在的，我并不替他们，也不替自己感到羞耻，而是替您感到羞耻。他们用他们的请求延续了苏联时代和苏联以前的俄罗斯文学的光荣传统，而您用您的发言将自己同这一传统永远地隔离开来了。
正是在“永志不忘的岁月”，即国内战争硝烟滚滚、依据“法律意识”进行审判的1917—1922年间，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将其权威的全部力量不仅用于拯救作家使之免于饥饿和寒冷，而且还用于将他们从监狱和流放中挽救出来。他写过数十封说情的信，许多文学家幸亏他的帮助才回到了自己的书桌旁。
这一传统，即说情的传统，不是从昨天起才存在于俄罗斯的，我国的知识分子有权因这一传统而自豪。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就以“曾呼吁对倒下的人们实行怜悯”而自豪。契诃夫在致苏沃林（即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1834—1912）：俄国出版家，戏剧评论家，剧作家。曾出版《新时代报》。——译者注）——后者竟然在他自己办的报纸上抹黑捍卫德雷福斯的左拉——的信中向他解释说：“即使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仍然是对的，因为作家的事业不是告发，不是迫害，而是袒护，甚至是袒护有罪者，既然他们已经被审判了，而且在接受惩罚……告发者、检察官……本来就很多了。”
作家的事业不是迫害，而是袒护……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通过其优秀代表教导我们的正是这种品格。您在大声说出自己的遗憾，认为法庭的判决还不够严厉的时候，破坏的就是这一传统。
请您好好想一想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吧。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创作的书以前和现在都教育人们不要简单化地，而要运用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深刻、细致地深入到人类错误、失误、罪行、过错的复杂原因中去。俄罗斯文学的人道意义主要就隐藏在这种挚忱之中。
请想一想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苦役的书《死屋手记》、列夫·托尔斯泰描写监狱的书《复活》吧。两位作家热情地关注着人的命运、人的灵魂和社会环境的深处。契诃夫完成他的勇敢的萨哈林岛之行不是为了对被判刑者进行补充审判，所以他的书才是深刻的。最后，请想一想《静静的顿河》吧：作者是怀着何等的谨慎，怀着对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动、对被震撼的人的心灵的极微小波动何等深刻的理解来处理其主人公们所犯的错误、失误，甚至反革命的罪行啊！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嘴里听到简单粗暴的问题——这问题把复杂的人生情况变成了简单的、最原始的情况——是令人惊诧的。您当时是这样问苏联军队的代表们的：“如果在部队里出现了叛徒，他们会怎样处理呢？”这可是直接要求在和平时期实行军事法庭审判呀。除了“枪决”这一答案外，军人们还能有什么别样的回答呢？是呀，干嘛要深入思考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究竟违犯了刑法中的哪一条，干嘛要去想他们的书中到底对我国不久前的社会现实的哪些方面进行了讽刺性描写，到底是哪些事件促使他们拿起笔来的，到底是我们如今现实的哪些特质不准他们出版自己的书呢？这里干嘛要用心理分析和社会分析呢？押往刑场！24小时内枪决！
听着您的发言，人们会以为，被审判的两位作家散发过反苏传单和文告，他们往国外送出的不是他们的小说，而起码是堡垒或工厂的平面图……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借着这种用简单概念偷换下复杂概念的做法，借着不正派地玩弄“叛卖”一词，再次背叛了作家的职责，而作家的责任是随时随地解释文学中和历史中发生的过程的极端复杂性、矛盾性，并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种复杂性、矛盾性，而不是玩弄辞藻，恶意和蓄意地将发生的事情加以简化，并因此也加以歪曲。
对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审判从表面上看是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所有形式的。在您看来，这是这次审判的缺点。在我看来，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我反对法庭作出的判决。
为什么呢？
因为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交给刑事法庭审判本身就是违法的。
因为书——故事、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一句话，文学作品，不管它坏还是好，虚假还是真实，出色还是平庸，都是社会思想现象，除了社会的、文学的评判外，任何评判——不管是刑事法庭还是战地法庭的审判——都是不应该的。作家和任何一个苏联公民一样是可以，也应当因其过失，而不是因其所写的书用刑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的。文学是不能用刑事法庭审判的。用来对抗思想的应当是思想，而不是监狱和集中营。
如果您真的是代表苏联文学界上台发言的话，那您就应当把这些告诉您的听众。
但是您发言时却像一个背弃苏联文学的人。您可耻的发言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然而文学本身会替自己向您报仇的，就像她总是向一切背弃了她所赋予的艰难职责的人那样。她将判决您一种针对艺术家的极刑——创作上绝无成就。任何荣誉、金钱、祖国的和国际的奖金都不可能让这一判决不落到您的头上。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
196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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