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香）在我们的历史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确实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性力量和秩序的存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除了短暂的异族征服时期，不论治理结构如何变化，哪怕是早期现代中国人构造治理秩序的努力，其实都是中国固有的治理之道在开放环境下的构建？学者秋风苦思多年，近日捧出煌煌四卷本《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上下册、《封建》上下册，海南出版社出版），欲从经史传统中寻找当代中国秩序重建之道。这一勃勃雄心地重写中国史的路径惹来学界热议，热捧者有之，斥之为“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者更有之。
秋风出身史学家门，后治学兴趣转向经济学、政治学的秋风，现又回到自己学术的起点——史学，近年来埋首致力研究儒家义理与中国治理秩序史。而缕述尧舜以降治理秩序演变的历史，正是为了因史求道，从演变着的治理秩序探求华夏-中国治理之道。“一个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大型文明共同体，必然有其生存之奥秘，有其健全的治理之道。承认这一点，才是探究其现代转型之道的前提，才有可能探究历史上所曾出现的治理秩序范式和其所支持、容纳的制度的演变逻辑。”秋风规划中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共五卷，已经推出的《天下》叙述圣王创制立法的故事，描绘尧舜禹汤设立了如何的天下；第二卷《封建》以周作为典范，探讨其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封建制运作的基本逻辑。正在酝酿中的第三卷以战国为时间段，探讨王权制的制度架构和制度运作的基本逻辑。在秋风看来，战国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类现代社会；第四卷，秋风准备要讨论秦治，“一个绝对主义的王权制”；第五卷以董仲舒如何构造了一个未来中国2000年历史的体制为内容。总之，“侧重于探讨华夏中国的一些最根本制度，其起源时刻的故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全喜对秋风的努力表示“一种敬意”，“把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上升到属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哲学，建立一套有体系的基于历史的治理之道，可以说，若干年来学术界还没有人取得如此成就”。在高全喜看来，此前，虽然有学者曾有过零星的言论表达与构建，但往往是在某些具体学科，如历史学，如考古学，或儒家思想等涉及到这些问题，但基于中华民族治理秩序演变的系统理论构建，秋风的努力是一个贡献。
高全喜同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从“天下”到秦制这一轮的“古今之变”，与鸦片战争以来这一轮的“古今之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把传统的这一套价值和制度全都调用过来，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现现代中国的治理之道，开出新的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的演变，周秦是一个转变，宋明是一个转变，而明清是最大的转变，“周恩来都说我们接的基本上是乾隆的摊子”。同时，他认为，儒学要重回现实场域，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实践的问题。“儒家要回到非常实用的政治哲学，必然要体现在制度建构上，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实施的非常具体的蓝图，而非仅仅说史就可以达到”。
但学者任峰认为，首先要赞叹秋风的这种宏大的尝试，要看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说儒者，对于政治的关怀，对于中国的文明精神的一种关怀。而这种关怀，学者们往往是透过对历史传统的解释来表达。“通过学术的方式使我们整体思考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走到我们文明的根源，而不是仅仅局限在100多年的视野当中，或者是局限在明清启蒙的视野中。”
“我们并不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开创中国的现代文明，形成我们的经济跟政治成就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怎么样为我们自己走出来，闯出来这样的一个当代政治或是文明的存在，提供一种诠释，提供一种文化的合法性，正是秋风著作的贡献。”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田飞龙表示。他期望，以儒家资源激活社会管理创新或是社会自治，既不与国家去竞争宪政空间，又能够在社会基础当中深化出一种中国可理解、可接受的和平善良的风俗与行为方式，正是儒家回归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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