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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贾植芳先生的几本书。其中，《老人老事》（大象出版社，2002年7月）一书里“贾植芳、胡守钧谈胡风”（1999年12月）一文谈及诗人李春潮。贾在与胡的对话中如此叙述：
1954年春节，我到北京去探亲。这一去，后来被安上了“泄露党内机密”的罪名。情况是这样的：我认识的朋友很多，有不少是延安那边来的朋友。我那些留日同学在延安时已经做了干部。五四年我到北京去的时候，碰到我的那些朋友，他们都翻身了，都当了国家大干部，比过去有钱了。我有一个留日同学，名叫李春潮。他和习仲勋是陕西小同乡、老战友，解放后在广西文教厅做厅长和党组书记。当时，他到北京开会，去看习仲勋。习仲勋当时是政治局秘书长。毛泽东在给习仲勋的信里说要继续批判胡风。这是一份重要文件。后来，李春潮就提醒我，说你和胡风是朋友，你当心一点。后来我到胡风家里去，胡风问我，你的朋友很多，听到什么风声没有？我说，把衣服穿厚点，天气要冷了。……这事促成了他写“三十万言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五五年把我抓起来了，审讯员一次提审时，问起我们1954年去北京的情况：“你到北京干啥去了？你碰到李春潮没有？听说毛主席要继续批判胡风，你给胡风通风报信，是不是？这是党内机密，很多中央委员都不知道，胡风怎么知道的？”
……
审讯员说：“胡风给毛主席写信质问此事。他们一查，查到李春潮，又查到你头上，你就住到这儿了。”李春潮是老党员。五五年因这事，受到了批判。他不服。“大鸣大放”有怨言，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来，他就投河自杀了。
而在《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中“京上阴云”一节里，也有涉及李春潮的部分：
李春潮也写过不少诗，他后来编过一个诗集，由我介绍到泥土社出版的。他与胡风没甚么关系，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在全国开展之初，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表示要参加这次斗争。但他的表白没有能挽救他的处境，因为我的关系，他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牵连。八十年代初我读《广西文艺》，读到他儿女们的一篇怀念文章，说李春潮一九五五年受到连累，一九五七年又被扣上右派帽子，终于步了屈原的后尘，含冤投河自杀了。
此外，贾植芳先生1990年11月整理的在日本演讲的文章《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也提及李春潮：
李春潮，他来日本时间较早，作为政治亡命者，他未进过正式大学，也是当时东京文艺界活跃分子，他回国后到延安。解放初，由老区到新解放区，即国统区，在各地做文教领导工作，当时我曾帮助他出了一本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诗集《自由的歌》，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广西文教厅长任内投水自杀，步了屈原的后尘，现已平反昭雪。
根据贾先生的以上综述，可以总结如下：一，李春潮1955年受到胡风事件牵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广西文教厅长的任内投河自杀；二，李春潮曾在泥土社出版过一本叫《自由的歌》的诗集，诗歌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不过，由于事隔几十年，资料又不在手头，记忆难免出现偏差，贾先生的这些说法不尽准确。
李春潮因“胡风事件”而死
看到贾植芳先生说，他自己因为给胡风“通风报信”而在1955年被抓，遭关押10 余年，而“泄密”给自己的李春潮，只是“受到了批判。他不服。‘大鸣大放’有怨言，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令笔者将信将疑。在1955年那个时代，泄露“连很多中央委员”都不知道的“党内机密”的人，居然只是“受到了批判”，而如此网开一面，他竟然还不服，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仍敢发表“怨言”！贾先生如此叙述，根据是他80年代初读了李春潮子女发表在《广西文艺》上的一篇怀念文章。
为了探明事实真相，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查询1980年代初期的《广西文艺》（后改名《广西文学》），却没有找到贾先生说的回忆李春潮的文章。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看到胡风先生1954年2月11日的日记，有“黎炎（李迪生、李春潮）来”的字样（见《胡风全集 第10卷 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再查西安地图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户县志》，在“李春潮”的条目下有“李春潮（1913-1956），又名李春芳、李迪生（涤生）、黎炎”字样。于是豁然开朗，原来李春潮还有李迪生等几个别名，很快找到《广西文学》1981年第4期署名“建·军·平”的文章《希望之歌——怀念我们的父亲李迪生》，只是其中并没有贾先生所述的有关李春潮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的说法，而是透露：
一九五六年，正当父亲年盛力强，创作力无比兴旺时，他希望写一部长篇抒情叙事诗，表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经历的思想斗争和实践斗争；希望把莫干山那个民间古老而又壮丽的传说，写成另一部长诗；他还希望对郭沫若同志的诗歌创作，从《女神》到《新华颂》九部诗集以及其他诗作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一系列的探讨文章……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他过去留学日本时一位同学的案子牵连，引起怀疑和审查，受到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处分，他心情十分痛苦，竟不幸含冤逝去，那时他才四十三岁……
在这篇怀念文章发表半年之前，《广西教育》杂志1980年11月号曾刊发一则《前广西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同志恢复政治名誉、彻底平反》的消息：
李迪生同志，陕西省户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十二月入党，原系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一九五五年反“胡风集团”斗争中，被作为“胡风分子”进行了审查。在审查中，广西省委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作了撤消李迪生的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及省教育厅副厅长职务的决定（李迪生的“广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国务院正式免除为1957年12月20日，见当天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6次会议通过、周恩来签发的“国务院命令”。此时距李迪生去世已经一年有余）。最近，广西区党委对李迪生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于今年七月一日作出结论：“撤消广西省委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关于撤消李迪生的广西省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职务的决定》，恢复李迪生同志的政治名誉。”
通过以上两文，能够确认的事实是：李春潮1955年并非只是像贾植芳先生所说的那样，受到胡风事件的牵连被批判那么简单，而是被当作“胡风分子”遭受了审查并被撤消职务；此外，他根本没有机会能够等到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发表“怨言”，就已经在1956年含冤去世了！
因为当时胡风事件尚未彻底平反，李春潮的子女在《希望之歌》一文中，只是含糊地叙述：“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他过去留学日本时一位同学的案子牵连，引起怀疑和审查，受到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处分。”显然，“一场政治运动”是说批判胡风运动，而“留学日本的一位同学”是指贾植芳。此后6年出版的《户县志》，因为胡风事件已有明确说法，“李春潮”的条目则直截了当地指出：“1955年，李春潮因受所谓胡风一案贾植芳问题牵连，受到审查，1956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对于李春潮之死，他的抗大同学袁驼曾写有《追思李迪生同志》一文（载《抗大精神永放光芒》，黄河出版社，2005年7月），文中交代李是投水库而死：
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运动，迪生同志在徐州工作时，和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贾植芳有些交往。迪生写的诗在胡风泥土社的刊物上发表过，因而成了胡风嫌疑分子，停止了工作，被政治审查。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他悲愤地投水库而死。
李春潮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山东解放区从事中教管理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1948年12月，徐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他出任首任教育局局长；1952年，他在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位置上，调任广西省文教厅副厅长；1953年6月，广西师范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他担任主任委员。作为一名19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李春潮的仕途在1955年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195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李迪生同志怎样坚持学习和领导学习》的文章，赞扬担任广西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几年来，尽管工作很忙，……从没有间断过理论学习”， 还引用教育厅的同志的话说：“李副厅长勉励大家‘认真学习，看谁学得最好’。讲得到做得到，真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如果李春潮1954年赴京开会期间没有“邂逅”留日的老同学贾植芳，如果他没有把从习仲勋那里听到的毛泽东信件内容告诉贾植芳，历史会不会重新改写呢？
也许未必。陈业强先生在《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历史研究论文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一文叙述“肃反、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重大伤害”时，披露“肃反时说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是胡风分子，致使李迪生自杀；‘文化大革命’时，说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晓光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致使李晓光自杀。这四大运动对知识分子伤害极大”。再联想到，经历和李春潮有颇多相似之处、曾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知识分子干部吴天石“文革”中和妻子一起被红卫兵斗争致死的惨剧，我们唏嘘之余，恐怕更值得的是去反思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李春潮诗集应为《战斗之歌》
笔者查阅坊间多本诗人或作家辞典，均没有发现收入李春潮或李迪生的辞条。钦鸿等先生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倒是收录有李春潮的条目，不过出生地、生卒年均不详，并称李春潮以笔名“春潮”在1936年8月15日东京《文海》杂志一卷一期上发表《郭沫若先生“七请”理论再认识》一文。事实上，该文是以“李春潮”署名的，目录和正文皆是如此。
对李春潮介绍最详的，当数《户县志》。其中的“李春潮”条目说他在工作之余，“还积极从事诗歌创作和民歌的编辑工作。著有《黎炎诗集》、《战地之歌》，编辑有《山歌联唱》一、二、三集。早年还翻译有日文版《歌德诗选》。”
《黎炎诗集》是李春潮在徐州工作时出版的诗集，也是他的第一本诗集，1948年由山东文化出版社出版，笔者尚无缘见到。3本《山歌联唱》，根据《全国总书目1949——1954》（新华书店总店1955年编印、出版）记录，应为《歌唱中国共产党》（山歌联唱集之一）、《歌唱人民把身翻》（山歌联唱集之二）、《歌唱爱国大丰产》（山歌连唱集之三），均署名“李迪生编”，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12月出版。不过，上海书话作家韦泱先生2005年曾买一本编者为“李迪生”的《翻身山歌》（第一集），是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的，和前述3本山歌联唱集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另外，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一书，李迪生曾在1948年编辑出版过一本《反蒋民谣集》。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8年12月编辑的《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中，笔者还看到李迪生所编的《抗美援朝山歌集》，1951年8月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于《战地之歌》，应该为《战斗之歌》之误，其实也就是贾植芳先生回忆中为李春潮介绍到上海泥土社出版的《自由的歌》。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李春潮的《战斗之歌》1955年1月由泥土社出版，封面由齐白石老人题签，所选诗歌不完全是贾先生所说的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包括1950年到1954年之间的创作，总计67首。如加上卷首“献辞”，则为68首。
在这本诗集中，1940年创作的《啊，绵山！》，是一首朗诵诗，作者在诗后标注：
1938年冬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一分校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从陕北甘泉出发，渡过黄河天险，到了山西，越过了最高的绵山，深入敌后晋东南，训练着部队的军政干部，这在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在抗大一分校二次东迁到山东、1940年春在女生队干部回忆晚会上的朗诵诗，也是我在敌后诗歌创作的开端。
李春潮1941年创作于山东的诗作《我的诗》，了无战争年代的硝烟气息，也没有后来诗歌创作中泛滥的空话、套话，是一首尊重创作规律、诗情迸发的佳作。试读：
诗意儿又像泉水奔腾，/就是压抑也是枉然，/生活是诗就有诗，/绝不是凭空的捏弄可成。
诗情儿时刻像潮水翻腾，/就是限制也是徒然，/波涛汹涌似的永也不能停留。/诗样的生活构成了诗样的篇幅。
诗绪儿纷乱如麻，/一点儿也无法把它整理，/就让它水银般的倾泻吧！/它会结成丰硕的果实。
有谁能知晓我内心的诗情？/有谁能体会我的诗歌篇篇？/有谁能同情我热烈的情感？/放射出，放射出共同的音籁。
在《战斗之歌》中，1945年创作的《怀雪莱》、《怀歌德》，1945年创作的《我在声声将你呼唤——给G·君》、《海鸥》、《渤海颂》，1947年创作的《黎明之歌》、《石榴结得累累的时候》等诗作，均不乏诗情、诗美，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此外，诗集中还有一些民谣体、民歌体创作，可能和作者曾经收集整理民歌民谣有关（他搜集的民歌《全靠救星毛泽东》，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的1949年后第一本歌唱毛泽东的歌谣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署名“李迪生收集”）。
李春潮1936年留学日本时曾和著名诗人覃子豪一起参加《诗歌》社的创作活动，后来又创办《文海》杂志。他虽因“胡风事件”落难，以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由于不属于“七月派”诗人，诗歌未选入新时期出版的集合20名“七月派”诗人的《白色花》或其他诗选，也从未被诗歌研究者论及，湮没至今（当然，作为“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李春潮除了数次出现在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外，同样甚少为研究“胡风事件”的论者提及）。不过，像上述的《我的诗》等作品，在艺术上是不输于任何一名同时代诗人的诗作的。他的包括诗歌和文论在内的著作，散失不少，值得研究者搜集、整理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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