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与周扬》一书中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

    人民出版社今年9月出版的盛夏著《毛泽东与周扬》一书，“是一部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文艺思潮史为背景，以文艺界高层人物命运为切入点，忠实记录新中国文艺界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纪实性作品。”（见该书封底）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思潮史的读者，想必是很感兴趣的。

    遗憾的是，该书在引述毛泽东对周扬上个世纪60年代在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两个非常有影响的报告的批语时，出现了混乱，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尤其是在某些读者只阅读其中的某一部分，而不是仔细地阅读全书时）。

    1960年7月22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该书第24页引述了毛泽东对该报告的批语：“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应该说，此处的引述虽然过于简单，但也不存在什么大问题。还有，如果作者再说明一下，毛泽东的批语是就报告7月18日的修改稿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同年9月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题目改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就更清楚了。

    问题出在引述毛泽东对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批语上。该书第97~98页中有这样的话：“粉碎‘四人帮’后周扬复出，九载楚囚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论人道主义的理论研究。其实早在1963年，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中就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这篇长文的定稿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夸奖这篇文章并批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见此时毛泽东很欣赏周扬，同时也可看作对人道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肯定。”（毛泽东的修改和批语是在同年11月初，也就是周扬的会议报告之后写成的；经毛泽东修改后的报告全文，发表于1963年12月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笔者注）

    事实是，毛泽东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个报告的批语很简单，只有几个字：“讲得好，完全同意。”而所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夸奖”，是对上述周扬1960年7月第三次文代会报告批语中的内容，作者很显然把这两个批语搞混了。

    当然，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作者仅仅只是把毛泽东的两个批语搞混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作者由他错误引述的毛泽东对1963年10月报告的“夸奖”中，得出了毛泽东对周扬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很感兴趣”、“可见此时毛泽东很欣赏周扬，同时也可看作对人道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肯定”的论断——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已经引述错了，那么，这论断还靠得住吗？

    有人或许会说，“讲得好，完全同意”也是一种夸奖。不错，但问题是毛泽东在夸奖什么？1963年10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学术界反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学习和动员大会，仔细读一读周扬的报告当可明白，其主旨也是反对修正主义；再读一读收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第400~409页）上的毛泽东对周扬1963年这篇报告的“亲自修改”，也可以发现，毛泽东比较系统的修改（不包括“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有整整20段，其要害还是反对修正主义。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理论界争论了多少年的问题；一般地说，它和人性论虽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其联系又是非常紧密的。周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的观点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我们暂且不论，但倒不妨读一读毛泽东对周扬1960年7月报告的批语中所肯定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具体内容——毛泽东的批语一开始是这么写的：“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第236页）

    这样看来，作者在引述毛泽东对周扬1960年7月报告的批语时，虽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的确是过于简单了。

    顺便说说《毛泽东与周扬》一书的封面。该书封面左下角是一幅已故的中共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的照片（坐像），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一部专门研究毛泽东与周扬的关系，或者说，从一个侧面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专著，而作者又不是龚育之先生，为什么要把龚育之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即使作者是龚育之，恐怕这种内容的著作，在封面上也不适合印上作者的照片）？！我想，这大概是负责该书装帧设计的编辑误把龚育之与周扬两人的照片给弄混了吧（两人外貌多少是有点像）。这种差错，虽然在工作中有时是难免的，但一部图书的出版，一般来说要经过很多环节，难道所有环节、关口的负责人都区分不了两人的照片吗？再退一步说，作者总不能辨识不了谁是周扬，谁不是周扬吧，那么，该书的封面设计是不是连作者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呢？

    根据笔者比较，《毛泽东与周扬》一书封面上的龚育之照片，可能来源于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初版）封面上的照片，只不过可能后者用的是正版，前者用的是反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