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忆老友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萧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

    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昆明之后，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约6点钟光景，年轻小伙子唐二哥来了。这里说的是昆明。他说他早就到了西南联大广场，张伯伯已经在那里讲演。他站在那里听，他说张伯伯要求蒋介石辞职。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头一条好消息。我可惭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对不起朋友。后来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里去了次，我很高兴唐二哥得到了大后方的政治气氛。

    30年代中期，送张奚若回西安，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张奚若讲话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先生跟他开玩笑，称他为“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4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本文摘自《金岳霖回忆录》，金岳霖著，刘培育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