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老师一间办公室,“硬件”大为改善。惟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筹款在未名湖畔建一组“人文学苑”,专供文史哲三系用。几年磨蹭,学苑终于落成,中文系也即将搬出五院,入驻新址。最近回到五院参加博士生预答辩,情不自禁便用“陌生化”眼光环顾四周:还是那青灰砖墙,单檐垂花院门,连排的花格门窗油漆斑驳;院子里古松依然蟠曲如盖,花架上的紫藤却已繁华落尽,遍布南墙的“爬山虎”也不见灿烂时节的浓密挥洒;南侧后院肆意疯长的侧柏、加杨、香椿等植物,在凛冽的寒风中有所收敛,院子显得愈加杂乱和萧瑟。碰到几位来五院取信的老师,不约而同都谈到“搬家”,连说可惜可惜。我在《书香五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曾详述五院的状貌与来历,这里再叙写一文,难免有些重复,也是对五院的告别与怀恋吧。
老北大的国文系曾立足沙滩红楼。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先后设在文史楼和二院,“文革”期间一度搬到32楼学生宿舍。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得意地在门口张贴的复试通知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道喜。不过几天后我来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3年过去了。
如今燕园见缝插针,大兴土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像五院这样传统的院落显得有些落寞,但难得安分,一踏进五院就有一种气息浸润情怀,让人静下心来,觉得大学的氛围本该如此的。
五院是静园6个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6个院落一式砖木构设,彼此联通,古色古香,却不见奢华炫耀,那种内敛温和的情韵让人亲切放松。
五院两层30多个房间,大都用作教研室。每个教研室一间,几张桌子几个板凳,还有三五书架,既没有“国学大典”,也不见文物墨宝,堆放的多是老师的书刊,很是简陋。除了教研室活动,老师们平时不大来这里。“人气”最旺的是收发室,五院的中枢,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细声慢气彬彬有礼地接待师生,他就是教务兼收发冯世澄。冯先生人缘极好,记性极好,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他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曾有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把冯先生作为原型。我写《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给这位老教务“名家”的礼遇,专有一节写到他。
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5点左右就看到满头华发的王瑶先生叼着烟斗,骑着单车,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诗人谢冕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见人就大声招呼。而岑麒祥、林庚、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则多半是散步来此,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闲聊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破旧的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专门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咖啡,可是现在的人都忙,来系里拿信聊天的很少了。休息室难得有老师问津,经常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南侧竖立一排信箱,200多个铝制灰色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常见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学术活动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有位汉学家曾跟我说,平时在欧美难得见到的同道,在五院反而容易碰上面。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不像现在那样讲究,都要花钱请专业人员制作告示了。名人讲座实在频繁,想在五院“炒作”什么“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五院不兴这一套,学术影响照样很自然地发生。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老北大传下来的旧式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便从这里传播开去。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洋教头”授徒那一间和我有些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家里房小挤不开,每晚便到五院这房间用功。那时校园没有现在的热闹。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想不到十多年过去,我担任系主任(1999-2008年),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我在此会见同事学生,也接待过许多学界的名流。至今闭上眼睛,我仿佛还能嗅到五院那老宅子幽幽的味道。
北边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现在是会客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张天翼和讽刺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情思洋溢,满头冒汗;赵园字斟句酌,条分缕析;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王瑶先生边抽烟边点评,那上海牌斗烟丝特殊的香味,能在学生内心深处终生缭绕。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我们摸索着学术研究的“入门”,第一步迈进的就是五院的“门”。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是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善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青灯棕案,有些暗,非常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来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资料室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改成了学术报告厅。虽然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装置,讲台座位都极普通,但来访的名家大腕总还喜欢在此授课。可惜容纳不多,供不应求。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8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气场足,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诗意盎然,情怀激越,直讲得飞汗如雨,大获成功。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有点俗,用在五院却恰切。五院平时极安静,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才甚是热闹。学生毕业,或者国内外学者名人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更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流连五院,想望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这里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能勾起许多师生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了。当你想起这些院落庭园,曾有那么多大师名人在此活动过,一切便都变得亲切、人格化起来。这些名家有许多个性化的传奇故事,想象这些故事就发生在类似五院的北大环境中,这就是传统的感受吧。
新楼肯定比旧院宽敞而现代,每人一间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系真的要离开五院了,又难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学苑也是有点仿古的,设备自然错不了,但还能像五院那样优雅,那样随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