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辛亥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年。学术界、出版界都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出版了大量作品，虽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质量、品质、品位不可等量齐观，但大体反映了学术界对这场一百年前大革命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这场伟大运动的认知。

    就专业兴趣而言，我在过去一年中有关辛亥的阅读，最大的兴趣还在新资料的发现和汇集上。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推介的为章开沅先生主持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套大书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史料，过去我们根本无缘得见的各省档案尤其是英法日各国外交档案，都在这部书中有所汇集。可惜的是，尽管这部书已经出版几年了，但在今年发布的新成果中，利用率并不是很高。

    类似的文献还有《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这部大书的出版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晚清政治改革与辛亥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直接关联。我们知道引爆辛亥革命的是铁路国有、皇族内阁，还有之前闹了好几年的国会请愿运动。通过阅读这部史料，我们很容易弄清速开国会的前因后果及其症结所在，知道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

    此外，《〈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也很有价值。这本书将莫理循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译成中文汇集起来，极大丰富了关于辛亥革命的记述，推动我们逼近历史真实。通过莫理循的记录，我们知道袁世凯出山之后并没有那么多阴谋，清廷在应对南方危机时也没有那么猥琐。莫理循的局外人身份使他相对客观中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新的观察视角。

    当辛亥革命100周年来临的时候，人们原本期待能够出现重新解读这场重大事变的新通史著作，以补充二三十年前章开沅、金冲及那一代学者的作品，然而或许因为学风转向，集体合作已经没有多少可能，即便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镇华中师范大学，也没有在这方面做文章。不过他们依然利用团队优势，整理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研究系列中虽有新书，更多为旧书重印。其人物文集部分，除了过去出版过的马君武等人集子外，也有新的补充，如田桐等人集子，都是很好的史料汇集。

    新史料的发现丰富了历史的表达，但对新旧史料进行排比研究也很不容易。今年有两部著作最值得赞赏，一套是严昌洪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一套是傅国涌以一己之力编著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前者以十大卷的篇幅逐日系事排比新旧史料，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贡献极大，一定会成为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后者依据编著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以人心思变、恐惧世乱、报馆鼓吹、剪辫、易帜、朝廷内外、谁覆清廷、财政困难、创立民国等主题，串联辛亥革命亲历者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引领读者回到现场，对于重现百年前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所凭借的文献并没有罕见孤本秘本，但作者读书之细之勤令人钦佩不已。

    整理史料、梳理史料，都是为了重新解释历史，为了尽可能逼近历史真实。历史原本就是常说常新的学问，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学问，谁也没有把握宣称掌握真相，掌握真理，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工作就是在大量阅读中提供尽可能新的解读框架，提供新的证据和解读视角。以此反观辛亥百年相关作品，老中青几代学者都所表现。杨天石先生的《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雷颐的《走向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都或多或少对于先前已有解读框架有所修正或补充。

    另外一个现象是，关于辛亥革命，跨界研究越来越多，讨论越来越没有门槛。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非专业的作者可能在规范性上有问题，但他们没有既成约束，没有偏见，往往也能一语中的，直击要害。这方面有两本书影响巨大。一是高全喜的《立宪时刻》（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仅仅凭借对清帝退位诏书的分析，作者认定这个文本构成了民国的宪法精神，辛亥革命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种分析虽然从历史学上看问题多多，但无疑可以启发读者从清廷的立场上思考，一个帝国在结束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玉石俱焚鱼死网破。

    还有一本是《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书店2011年），这是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和周武几位学者的对谈。几位名家许多说法对读者启发良多，毕竟术业有专攻，各位只是凭借着感觉漫谈，特别是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归结为科举制的废除，这就不是一般的草率没看资料，而具有直抒心胸的意思了。科举制的最终废除之所以波澜不惊，是因为清廷在过去几十年已对这个体制走向终结作了许多铺垫，从设特科到改科举，特别是在发现科举体制存在问题后下决心发展新教育，鼓励出国留学等，都为科举制的废除作了充分准备。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绝对不是因为断了前程起来革命，而是别有原因在。

    跨界写作对界内研究者很有启发，我个人就非常注意这些论述，不仅注意学术界的跨界表达，而且注意观察和阅读界外即通常所谓“草根史学”。雪珥、十年砍柴、雾满拦江、赫连勃勃大王、伍立杨、张永久，只要能够找到的，我一般都会找来看看。他们的许多论述往往出人意表，片面深刻，我们或许不会赞成，但又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说法。

    传媒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特殊的传播环境，今年的辛亥百年纪念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现象，就是大量媒体记者充当了历史传播者的角色，直接找来基本文献自己动手，发表了不少相关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很有见地，富有启发，但有的实在说来是以讹传讹，促进了谬种流传。术业有专攻，画地为牢固然不对，频频跨界不管不顾横冲直闯好像也不对。怎样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