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重组,世纪出版集团迎来自己的战略机遇点,也将世纪出版和陈昕推向媒体的聚光灯下。
即使是在出版界,身兼商业天分和知识分子济世报国情怀与抱负的企业家也不多见,陈昕正是其中一位。
理想的企业家应该是怎样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虚构作品《最后的完美世界》中给出隐晦的期望。大师理想中的“完美企业家”拥有极其真诚的理想,以及以商业延续改造世界的梦想。失去了这些,哪怕在商业上取得了怎样的辉煌,也只能被归于“工匠的行列”。
即使是在出版界,身兼商业天分和知识分子济世报国情怀与抱负的企业家也不多见,陈昕正是其中一位。他曾经做过经济学研究,以他绝佳的判断力和学术修养,在中国出版业从计划转向市场每个关键阶段,以重要言论助推中国出版的市场转型。早在1995年,他第一个提议中国出版业应孕育新的出版组织,倡议在国内建设出版集团;1996年,他提出中国出版业要建立强有力的发行中盘,推动了新华书店的改革;2001年,他又建议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多年来,包括中国出版业的企业化运行、数字出版等等,他在各个时点都给予呼吁和推动。
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识分子。父亲早年曾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学美国攻读航空力学,家庭的影响,让他从小就拥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抱负。从1977年就开始投身出版的陈昕,在进入出版行业三到五年后,就选定在这个行业耕耘一生。与绝大多数出版集团老总不同,陈昕从一位普通编辑一步步成长到今天。他对出版的热爱从未动摇,通过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更加深了对出版的体认。陈昕一直提及出版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启蒙大众,追求进步”。他常说,看一部中国的近代史,那么多的政治家、文化名人投身在出版,都是因为出版的最基本的功能吸引了他们,他们把投身出版作为一条使国家民族强大起来的路径。
“所以我到了这个行业、了解了出版史后,深深知道出版的责任在哪里。”基于对出版本质的认识,陈昕拥有了自己的定力和主心骨,“我热爱这个职业,会按照出版工作本身的规律去从事出版工作”,不管刮东南西北风,3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动摇和懈怠过。陈昕说,这是自己最大的长处,但也许也是自己最大的短处。因为,有时候,“生意”不需要“理想主义”和“书生意气”。
这让我们理解,当时间进入到21世纪,当规模和利润成为社会和业界衡量出版集团价值最重要的指标时,当行业和社会将种种荣誉与桂冠戴在行业“先富者”头上时,当大多数出版集团选择进入地产、金融、酒店、旅游等利润丰厚的非出版主营业务板块,以增强经济实力、谋求行业话语权时,虽然身处地产与金融业风起云涌的上海,陈昕领军的世纪出版集团依然踏踏实实耕耘在见效奇慢的“主业”和“内容生产”上。毕竟,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演进路途中,关键在于是否有真正优秀的文化内容、价值观念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
这更让我们理解,当诸多出版集团争相上市,以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时,虽然世纪出版集团是国内第一家成立的出版集团,并早在2005年就发起成立了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为中国出版界第一个整体转企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但六年来,世纪出版并未马上对接资本市场,因为,作为产业专家的陈昕,虽然赞同通过上市做强做大的路径,但却一直在审慎考虑出版企业的上市时机问题。对世纪集团而言,解决一般图书的盈利问题,培育新的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是他们上市的前提,陈昕一直在寻找新业务的爆发点,并多年培育和布局。
也许,正是因为“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坚持与心无旁骛,在出版业核心的内容生产领域,世纪出版拥有了无可辩驳的实力和影响力。所有去过世纪出版集团陈列室的出版人、包括领导和各界人士,看过世纪出版最近十年出的书,都感觉到一种震撼,发出由衷的敬佩之声。
在一般图书领域,相当多的出版社还处在盈亏边缘上,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调整,现在世纪出版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其80%的图书销售收入来自于一般图书,教材仅占20%。同时,世纪出版向以“出好书”和“原创力”闻名,旗下出版社经常占领大大小小的“好书榜”。其中,陈昕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历时20多年,出版了200多种,一直在引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主编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为中国最权威的一套研究国际关系的丛书;他策划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被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圣智出版集团全部译成英文出版;他十年前开始布局的WTO图书文献出版,现在已成规模,世纪集团成为全国WTO读物出版重镇。他策划的《中国震撼》一书,今年出版以来累计印数超过60万册,繁体版已在香港出版,英文版将于明年2月在美国出版,为中国模式在世界拓展话语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专业出版领域,有目共睹的是,世纪出版旗下的科技出版社这些年在生命科学、大飞机工程、先进制造业、海洋学等领域,围绕技术创新做了大量工作。
十一五期间,世纪出版集团列入国家规划出版项目的有102项,位列全国第一。十二五期间,世纪出版仍是国家骨干出版项目的主要担当者,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项目高达138项,还是位居全国第一。
世纪出版是现在全国唯一拥有自己原创基地的出版集团,设有辞海编撰处、汉语大辞典编撰处、英汉大辞典编撰处等三大编撰处,国内90%以上的优质原创工具书都在这里出版。现在,国内的双语工具书大多为引进,而世纪出版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完成了英汉大辞典第二版、德汉大辞典、法汉大辞典、日汉大词典、西汉大词典的编撰,十二五准备出版的是汉英、汉德、汉法、汉日、汉西大辞典。“我们把全国最重要、最基本的双语工具书的建设全部完成了。”尤其让陈昕自豪的是,因为是出版社组织编撰和修订,这些工具书的版权都属于出版社。
今年6月,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重组,新的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单位数量、报刊拥有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不乏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大社名社和《故事会》、《世界时装之苑》、《理财周刊》等大刊名刊,世纪出版集团迎来自己的战略机遇点,也将世纪出版和陈昕推向媒体的聚光灯下。陈昕将把新世纪带向何方?作为资深产业专家,他将如何着手对新世纪进行根本性的业务整合,充分挖掘资源扩容后的增值效应?他会一改“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吗?
陈昕透露,整整半年,整个集团都处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开了15个座谈会,听取了200人的意见”,“对集团下一步的发展,已经有了初步的改革设想”。而重组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出版格局的变化和数字出版的崛起,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由此可见,“新世纪”的宗旨并未动摇,依旧是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做大出版产业规模。在这个过程当中,“运作非常顺利,极其平稳”。除了资源重组还没有开始,两大出版集团初步的融合整合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比如,重大的国际国内活动,两大集团以新的整体形象对外亮相;内部的财务数据开始合并;一些资源平台开始共享,世纪出版集团的客户年会、馆配资源等,都已经向文艺出版集团开放。
“世纪出版集团肯定也要做大,毫无疑问,两个集团的合并重组,达到的最初始的效果就是做大。但我们更强调的是做强,做出影响力,这是世纪出版集团一直以来的目标。”陈昕说。
90年代初,陈昕就曾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香港的工作环境,使他比较早、也比较有条件观察国际出版业。从90年代初到现在,20年的时间,陈昕每年不间断地通过和国际出版巨头的接触、交流、沟通、观察,来了解他们这些年发展的变化。90年代中期,陈昕就开始思考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路径,并几乎考察了欧美日所有的大型出版集团。可以看到的是,不同于绝大多数地方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选择了一条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在陈昕看来,国际出版业的发展曾经有过多元化的过程,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所有的国际出版集团就开始转型,通过并购,转变为更加专业的出版集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企业面向小市场的时候,它要做大,业务肯定是多元的,而当它开始面向大市场的时候,一定会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比如,某出版集团的出版物如果仅仅面向省内,或者围绕教辅在做,这种情况下,为了要达到双百亿的目标,或者给它一个很大的指标的话,它只能多元发展,靠做其他业务试图做大。而跨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的时候,必须专业化。因为必须把自己的业务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最强,才可能在全世界扩张。” 陈昕表示,世纪出版集团选择的是面向一个更大的市场,所以强调专业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纪出版死守书业,“立足于在主业的基础上来延伸自己的产业链,以此来做强做大,是世纪出版集团的战略选择”。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扩张,是世纪出版一段时期的工作,相关研发课题就有30多项,不少数字出版产品已经孵化成熟,比如,世纪出版的英汉工具书已经建立了网络编纂平台;“故事”的内容和形式是最有利于在移动终端上获得读者的,现在,名刊《故事会》已经在ipad和手机等移动终端上进行试验,前景乐观;朵云轩和上海图书公司,在做艺术品的经营,包括艺术品的拍卖业务,发展势头很好;《理财周刊》在全国办理财博览会和金融博览会,这一块业务的延伸也很不错。同时,动漫领域,第三方物流领域,按需印刷领域,世纪出版的业务孵化都已经成熟。现在,世纪出版在北美有两家出版公司,包括合资和独资公司,下一步准备在欧洲拓展。
“世纪出版不会在不相关的领域去拓展,当然见效的程度不如房地产、金融来得快。但是,如果我们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我们对不起读者的期待,也会遭到社会的质疑。”陈昕表示。
两大集团合并从而实现的规模扩张,通过加强原创使传统主业获得了一定的盈利空间,尤其是,几个新成长点的布局与成熟,让世纪出版正在做上市考虑。“上市也是世纪出版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是要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来实现我们的上市目标,而非为了上市而上市。”陈昕透露,世纪出版会采取整体上市路径。
尽管谙熟各种经济手段,但一直以来,陈昕更强调出版者的文化情怀,这与他多年来对出版本质的体认有关。从事了30多年的出版工作,现在,陈昕到了在出版界的最后一班岗,对此,他并不讳言。然而,在出版界天翻地覆的变革时代,对挚爱多年的出版事业,陈昕希望留下他朴素的殷殷忠告:“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但任何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出版最基本的功能——追求进步、启蒙大众,和出版的本质——多出好书(内容),否则就可能走偏。出版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坚持下去,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也正是他的自况。
(本报记者 陈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