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想史”如何可能？

    许多古代史家认为，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代史”才是历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在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以后，对当代的记录和研究日益分化到其他学术门类，“当代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逐渐衰微了。

    在当代史诸领域，“当代思想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由于“思想”的灵活、流动和不易把握，当代人对时代思想的记述显得尤其宝贵，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的思想史文献几乎都是由当时人写成的，例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至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作品，莫不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史著述的作者，本身即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他们对相关历史的清理，同时也构成了思想史的新层次。

    许纪霖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可视为试图延续上述传统的最新努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就国家、社会、个人等问题，激发了广泛的讨论，也经历了痛苦的分化与重组，至今未已。有关这场注定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大讨论，论战各方都曾有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许书则是迄今较为完整的表述。作者既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史家，同时又亲身参与了思想界的论战，他对近数十年来思想发展史的看法，当有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理解相关问题。或者说，由于作者、读者和所谈的话题大致都处于同一历史场景中，这可能是一本能够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在场感”的思想史著作。

    “当代思想史”的写作有明显的便利之处，例如，作者本人就曾经亲历过历史的关键时刻，对其中的微妙与隐奥之处可有敏锐的把握；又如，作者完全有条件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从而做出相对全面的描述或者判断等等。对于读者来说，阅读类似作品可得两方面的收获：既能据以了解当今思想界的状况及其来由，又可借此窥知作者本人的立场与思想历程；而对作者来说，所获也可以是双重的：既提供了当代思想界的记录稿，也以回顾来路的方式，完成了一份自我定位与自我剖析的文本。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基本上符合了上述期望。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启蒙”运动，到19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可以用许多社会因素来解释，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差异化，不过许纪霖的思路，较为侧重于对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内在理路”分析。作者认为，在80年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式的启蒙抱有大致相同的热情，无论这时候出现的哪一种思潮，都是将中、西的地理、社会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将西方看做是启蒙的模板。然而进入到90年代，中国该选择何种道路，便成为启蒙分化的发端，启蒙也分化为——按照作者的说法——启蒙与反启蒙。

    给这场争论的双方分别贴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标签，是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方便的做法，但是在作者看来，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分法，其实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即使在所谓的同一阵营中，亦存在大量不同的观点，而左右双方的立场也并非不可兼顾。以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为例，作者从两种自由、两种民主入手，指出因为论战的需要，各派对己方观点的坚持与对对方观点的排斥，使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之间和代议制民主、普遍民主之间，仿佛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作者认为，这些论点事实上有很大程度的学理混杂，如果我们借用从汉娜·阿伦特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就可以通过建立可以普遍参与的公共领域，将代议制民主和普遍民主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共有的框架，从而弥合两派对个人、社会、国家的看法。

    书中类似的讨论还有很多。很明显，这本书有意识地试图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中间保持价值中立，通过对双方的反思和批判，尝试提出“第三条道路”，来化解目前两种思想倾向的冲突，而他对旧问题给出新回答的努力，就是通过对当代思想史进行回顾和分析来完成的，换言之，正本清源、温故知新，正是类似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

    不过，读完这本书，读者也不免产生某种疑惑。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用若干清晰的线索或者名词，就能够描述出复杂的当代史？高度化约的论点，常常成为我们判断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标准，但标准并非牢不可破的完整体系，甚至常常是断裂的。如果过分放任这种泾渭分明的化约论，把历史描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当代思想史的书写就有可能沦为思想论战的工具，而失去其记录历史、返本开新的意义。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自觉的。作者在这本书中对自我立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强调自身立场或曰理论底线的同时，也不断地提示，无论何种思想派别，其思想论点中都有值得对方借鉴之处，所以他强调要用“反思平衡”的方法，对自我立场记忆剖析，并从中寻求出更好的方案。不过，“论战”是如今思想讨论的主要方式，辩论的需要常常会让各自的立场明晰化、简单化乃至极端化，所以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主义”，例如书名所标举的“启蒙”与“反启蒙”这两个概念，恐怕本身就是争议度极高的“箭垛式”名词。所以，思想史的写作似乎应当更加深入一层，摆脱这些习见的概念工具的束缚与限制，揭出各种言论背后的复杂与暧昧。

    其实对当代思想史的写作来说，最大的障碍并非来自作者或者论敌，而是来自权力的强力干预，因为当代思想史中讨论最多的那些问题，同时也是最不易解决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传统史学对史家修养的要求，有所谓“才”、“学”、“识”的说法，然而要在今天做一位合格的当代史记录者，恐怕更需要的还是“勇”，勇于面对，勇于表达，勇于写作。就此而言，任何秉笔直书的当代史写作都应该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