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精彩于平实

    《目录学发微》是余嘉锡多年教授“目录学”的集成之作，也是研究目录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仅十余万字，从史学的角度出发，阐明了目录学的意义功用、目录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目录类例的沿革等，以客观、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录学的产生、流变，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有所预期，对目录学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问题，做了明确、中肯的结论。其中关于目录学可独立成学、目录学即学术史、目录书类是发展的等论述，特别值得关注。

    目录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学界的看法仍不一致，还有人认为目录学应当从属于校雠学。目录之名，起于刘向、刘歆校书之时。汉以前书籍多是以竹简、木牍为书写材料的，其既笨重，所写字数又少，故图书多单篇别行。基于图书这样的流传形式，校书必须先编书，第一广集众本； 第二审阅篇章，删去重复，确定所存篇章； 第三通过校雠考订讹误。所谓“校雠”，即刘向所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然后“改易刊定”所发现的讹误，可缮写者即可上素、誊写，再冠以确定的书名，这样校书中编书步骤即告成。编目就是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最后由他的儿子刘歆根据这些书录编撰成我国第一部综合书目《七略》，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改编《七略》而成，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纸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改变了图书单篇别行的状况，撰著群书目录，不再需要编书，更不必校雠。宋代郑樵撰《校雠略》，论图书的搜求、整理、编目，实际上是研究目录学理论的论著，遗憾的是，他以“校雠”定目录之名，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清代章学诚亦以《校雠通义》命名其论目录学的专著，并称“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余嘉锡从正名的角度，指出郑、章诸人犯了以点盖面的概念错误，称“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认为目录学自可独立成学。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目录不能自立为学的观点，甚至将目录、版本、校勘三学共统于校雠学之下。由此可知余嘉锡正视学术的发展与专学的分野，指出郑、章谬误症结之所在，有多么重要，现在仍具有生命力。

    余嘉锡明确指出目录学“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他区分了我国历代书目不外三种类型，并说明了各类书目的特点，指出不论哪种书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我们了解我国古代书目的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作者从目录的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阐述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篇目及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前者考其内容，后者考其流传。著有篇目，即可知此书的篇数、顺序，乃至简明要旨，就能勾出此书的大致构架，这从《史记·太史公自叙》、《汉书·叙传》皆开列篇目，得到印证。在图书单篇别行的情况下，篇目著录尤显必要。图书流传经过载体，以及书写、雕版的变化，其间纷纭复杂，余嘉锡条分缕析，厘清其始末。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目录迻录他人序跋，考证出此举始自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而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书除主采晁公武、陈振孙书外，时从文集及本书抄出序跋，间有书亡而序存者，亦为录入。余嘉锡对此颇为称道，曰“虽不完备,然其体制极善，于学者深为有益”。与其同时代的目录学家莫伯骥撰《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即大量迻录他人序跋，故五十万卷楼藏书虽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但还能通过《初编》，对其有所了解，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矣。同时也证明了余嘉锡赞同目录迻录他人序跋，是多么有远见。

    余嘉锡认为刘向作叙录，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体相同，其体制似列传，对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凡有可考，无所不尽。汉魏六朝人们作书叙，也是以叙述作者生平事迹及其学问为主。这就能说明目录学即学术史。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余嘉锡从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三个方面分而论之。其间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王俭作《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他指出此作法以变叙之名，从传之实，其原因则是叙录本与列传相近，点出传录体目录产生的必然性。其次，言及叙录在最常见的史志目录中的变化。班固取《七略》作《艺文志》，虽删去叙录，然尚间存作者行事于注中，这是为遵修史之体例； 《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只记姓名。从而不难看出，史志目录对叙录的逐渐淡化。《新唐书·艺文志》的作法，则略有新意，撰述人未立传者，就详注始末于《艺文志》。这些变化，对于考镜一人之流的叙录，意味着什么？后人又当作何思考呢？再次，提醒撰目录者，“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又强调作目录不同于私人著述，旨在成一家之言，必须博采众长，善观其通，贵在兼收并蓄。

    官修目录是目录的主流，余嘉锡考溯其沿革变化的同时，亦颇关注私家目录的出现与发展。根据《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踪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他认为此书目是任昉私人藏书书目，是见于史书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应是后进私家藏书目之权舆。他对私家藏书目以及《坟籍志》的阐述，使得读者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的轨迹有了更完整、全面的认识。此前曾称叙录略如列传，而余先生又通过列传发现了目录的线索。《魏书·孙惠蔚传》载，孙惠蔚上疏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校完秘书典籍，所提卢昶《甲乙新录》仅此一见。对孙疏，《北史》删削太多，《玉海》卷五二也只有数句，《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不置一词。余嘉锡在书中详录孙疏，既反映北朝目录学也在发展，也为少有记载的北朝文化增添些许内容。不难看出，由于余嘉锡谙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目录学置于其中，考镜其源流，与学术发展融会贯通，我们从《目录学发微》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目录学。

    说到类例，余嘉锡以为刘歆《七略》将群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晋荀勖变六略为甲乙丙丁四部，就是所谓类例，也就是分类。当时并无类例之名，此名始见于《隋书·许善心传》，而极言类例重要者，则是郑樵。余嘉锡当然主张类例心推本于学术之源，但他从历代著目录者皆在兰台、秘阁职掌图书，在著目录时必兼计储藏之法，不像郑樵、焦竑等仰屋著书，按目分来而已，所以批评郑、焦只强调以图书内容性质分类，忽略简篇卷帙多寡对分类的影响。如《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附在春秋类，就是因为当时史书尚少，不足以为一部。纵观中国目录的分类，从刘歆《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之四部，乃至《书目答问》在四部之外，另设一丛书部，分类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余先生强调“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他主张顺应图书的发展而变化类例，而“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心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他赞成张之洞关于藏书家书目和读书家书目的提法，前者待图书馆学者讨论之，后者以备学术之史。二者各治其书，然而《七略》、四部之成法，都不应成为目录分类的藩篱。余嘉锡发展的学术眼光，反映出他深得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真谛。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与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内容范围广泛，注明引文出处，解释引文内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讹误，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长，甚至还批评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郑樵《校雠略》之《泛释无义论》：“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下有注曰：“案此乃向、歆、王俭、阮孝绪之成法，安得谓《崇文总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尝引用《七录》，不知何以于二书所叙源流略不一考。”又如文中引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有注曰：“岛田氏此条，多本之汪继培之《周代书册制度考》，但稍详耳。而文中无一言及于汪氏，未免意存掠美。”又如引《史通·书志》篇“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下有注曰：“上篇谓《天文志》。知几以为史不当有天文、艺文、五行等志，故云妄载。”以上数例抑或可以说明小注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文，而且带给我们更丰富的知识和有益的启示，同时不影响正文的体例。余嘉锡对传统的自注有所继承和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从《目录学发微》中，既能学到系统、全面的目录学知识，而且可以体察到老一辈学者严谨、务实、开放的治学态度，这些都将令我们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