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

    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的同时代思想对手和同路人时，我们惯常的做法是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术水平贬低为一杯白开水，似乎这样做才会让人们知道，只有马克思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思想浓汤，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真相是，当我们将马克思面对的思想语境畸变成白开水时，所谓的“浓汤”一定是淡而无味的。这就是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赫斯精粹》。我觉得，此书的出版，可能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生成一种独特的历史意味。为什么？赫斯（Moses Hess，1812-1875）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在1844年之前，由于率先接受了英法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对经济学研究的关注，他的思想远比同时期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深刻。可是，在前苏东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赫斯的学术地位和他对马克思的影响，始终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赫斯思想被淡化或“矮化”（广松涉语）的直接原因，是人们不愿意看到在传统解释构架中被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竟然会事先出现在赫斯的文本中，在传统马克思理解构架中生成的自然惯性情境里的发问会是，马克思怎么可能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学术前辈贺麟先生就曾认为不能肯定卢卡奇提出的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显然，贺麟先生担心如此过高评价黑格尔会贬低了马克思。（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40页）对赫斯，当然也是如此。

    在赫斯写于1844年的那篇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Über das Geldwesen，又译《论金钱的本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已经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社会实现，即交往（Verkehr）关系。赫斯认识到，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这种人们社会生活（Gesellschaftliches Leben）,“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体(gesellschaftlichen Körper)的共同关联(Zusammenhang)”。（[德] 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37页）这里的Gesellschaftliches Leben、Verkehr、Zusammenwirken和Zusammenhang（Zusammenhang一词中的Zusammen原义为共同、一起，Zusammenhang则接近于kontext，通常在文本学中译作“上下文”或语境。后来狄尔泰曾经使用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指客观发生于历史生活和社会存在中的特定的关联情境，所以，将Zusammenhang译作“关联与境”是更合适的。赫斯在文本中只使用过一次。）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概念显然对后来的马克思有重要影响。在赫斯看来，人的实践的（praktische）类本质就是人们“生产和为继续生产所需求的产品消费的交往”。这种交往就是现实生命的“类活动（Gattungsact）”，“是各种不同的个性的共同活动。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Productionskraft），因而是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的本质”。（[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39页）请注意，赫斯已经直接指出：人的思维与行动只能产生于这种交往，而这种交往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当然应该指出，赫斯这里的错误在于交往与生产力的同质化，他不能理解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被决定的层面。饶有意味的是，在1845～1846年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中，我们发现了赫斯这个论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被改造后的近似观点。（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在那里，马克思去掉了交往本身，而是准确地使用了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共同活动的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就是‘生产力’（Productionskraft）”。这是马克思在赫斯的基础上实现的原创性思想构境。他还专门在“生产力”一词上打上了引号，以表示此概念为他人所用。    

    其实，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并不仅仅缘起于赫斯，同时也受到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影响。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一书中，已经在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一词。李斯特自己说，法国经济学家查·潘迪第一个在《关于法国的生产力》一书中充分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参见[法]查·潘迪：《法国的生产力和商业》，两卷本，巴黎，1827年）而从当时的相关文献看，在古典经济学以及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对生产力的问题也都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线索，是否就会使我们产生对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观点的生产力理论的怀疑？我并不这样认为，实际上，也只有当我们看到思想史资源中生产力概念的深刻的原初语境和思考状态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发现马克思的真正贡献。

    再比如，赫斯提出“人的本质〔生产(die Production)及为了进一步继续生产（ferneren Production）的产品消费的交往＝Communication〕”。（[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42页）但在 “金钱贵族制”（Geldaristokratie，此是赫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指称）社会经济过程中，交往被异化（Entfremdung）了。他指出，这种人的现实中的异化了的交往“类生活就是货币”（[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54页）。赫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透过货币的交换手段和媒介表象（Vorstellungen）看到了金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幻影：“金钱不外是非组织化的、因而脱离我们自己的理性意志并因此统治我们的人类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的幻影。”（参见[德]赫斯：《卢格在巴黎》，载《社会》第8卷，1931年第2期）这个现代生产方式的说法，对后来的马克思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赫斯的这种交往异化的观点，对马克思在“穆勒笔记”的交往异化观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史观的形成都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并且，依赫斯之见，这个“金钱贵族制”社会已经出现了以“生产力的过剩”和力量的浪费为特征的自我毁灭的荒唐现象，而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途径只有人们真正地“联合起来”，以创造一种“我们的力量的联合或者共同活动”的新生活，那就是共产主义。据此，赫斯断言：“社会的形成史已经结束，社会动物世界（sociale Thierwelt）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第167页。）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表述为“经济动物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也被称之为人类“史前社会”的终结。

    表面看起来，赫斯几乎已经提出了马克思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使用的不少概念，但是，这些概念都还是非科学的东西。这里根本的原因在于，赫斯无法意识到，他指认为人的类本质的这种交往，只能是物质生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他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去提升经济学，必然是从同样抽象了的交往（交换）出发。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义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所以，赫斯在此处激进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实质（包括他所标举的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的共同活动等规定）在隐性逻辑上仍然是非历史的。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真正超出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开始之处。

    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的同时代思想对手和同路人时，我们惯常的做法是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术水平贬低为一杯白开水，似乎这样做才会让人们知道，只有马克思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思想浓汤，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真相是，当我们将马克思面对的思想语境畸变成白开水时，所谓的“浓汤”一定是淡而无味的。这就是白开水与浓汤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