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虽去 风范长存

    今年是我的老师傅懋勣先生诞辰100周年。人生百年，绝大多数的人早已被尘世遗忘，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让活着的人不断地回忆着。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的道德文章、学术风范如同火炬一般地照耀着我们。

    一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在这一年里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招收硕士生的导师之一。笔试合格后，我有幸参加了当年七月举行的面试。

    报考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只是听别人介绍说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我想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该是怎样的一种威严而又睿智的样子，一定是额头宽宽的，个子高高的，两眼充满着智慧。复试的那天下午，我见到了先生。他的样子和我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些不同。额头的确是宽宽的，眼睛中也充满智慧，但先生个子中等，神态十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威严。而且面前还放着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绿色军用书包。看到先生这样和善、平易近人，我原来心里的紧张稍稍有些缓解了。办公室的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一边是两层的双人床，一边是柜子，床上和柜顶都堆满了资料袋，条件简陋。先生起身和我握手后，让我坐下。寒暄了几句，接着就问了我几个有关专业的问题。我还记得问到过对第二批汉字简化字的看法。我都尽我所知作了回答。先生表示满意，并且也非常平等地谈了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像是老师在考学生，倒像是朋友的促膝谈心。先生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平缓，话语不多，但用词极其准确，逻辑性很强，言简意赅，令我受益匪浅。这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二

    1987年4月，应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我去伦敦参加第二届亚洲与非洲传统与发展研讨会。行前先生让我去剑桥大学看望毕铿教授（Prof. L.E.R. Pickren），并转交先生给毕铿教授的亲笔信。先生与毕铿教授相识于1945年，到1987年已经有32个年头了。先生对我说，他自从1950年学成回国后，就没有机会再见毕铿教授，很是想念当年的这位老朋友。会议之后，我和民族大学的耿世民先生去剑桥大学参观，见到了毕铿教授。毕铿教授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小坐。当时毕铿教授已超过90高龄了。他看到先生给他的信非常高兴。谈起先生当年在剑桥的留学生活，以及先生在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婉拒了剑桥大学提出的要他留下继续研究和任教的优厚条件以及美国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薪延聘，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时，仍是感佩不已。并称赞先生是中国一代学人的典范和代表。但是这些事先生从来未对我提起过。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所中的某些人利用这些先生早已向组织交谈过，而且根本不成其为历史问题的事对先生横加迫害，致使先生左耳失聪，颈椎也受到严重伤害。所以先生坐久了，总会晃晃脑袋，动动脖子。这些情况在先生给我们上课或是与先生一起开会时，我们都注意到了。问先生是颈椎还是头不舒服，先生却总是淡淡一笑，说没事儿，就又继续给我们讲课或研讨问题了，从未向我们说明原因。

    1982年后，先生从所里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所科研顾问。先生曾向所党委作了40字的表态，即“有问必答，答必有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必办，绝不代庖；学习马列，日新月异；积极著书，做出成绩”。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所里的一些人，在先生退居二线后，在本应向先生请教和征询意见时，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对先生表示出尊敬的态度，有时甚至有些故意的怠慢和不尊。这些情况我们看在眼里，心里颇有些忿忿不平。但是先生听说或知晓后处之泰然，继续着他自己的研究和著书工作，从未有任何的表示。

    三

    像罗常培、陈寅恪、梁淑溟、陈垣等等大师一样，先生这一辈知识分子、都有广博的爱国情怀，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感，从不趋炎附势，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先生讲课时经常教育我要先做人，后做学问，搞科学研究就要一丝不苟、严谨诚实，不怕水平低，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弄虚作假，更不可东摘西抄，据别人的观点为己有。做田野调查时要能够下得去，吃得苦，一定要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材料，切不可取巧，更不能想当然……这些都成了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时行动的指南。

    先生曾身居研究所领导的要职，但他从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他对待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一视同仁。无论是研究水平高的还是低的，无论是同意他的学术观点的，还是反对过他的观点且被证明是错了的，甚至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蒙蔽、被利用或者就是别有用心整过他的人，他都一视同仁，绝不亲疏有别。他从来就不懂要安排自己的亲信和力量。以致有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说，先生不分好坏人，他也总是平静地淡淡一笑，既不生气也不解释。他的心中好像大海一样，可以容纳一切好事、坏事、不平事，他只考虑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也时常告诫我，要少说话，多做事，一心一意搞研究。研究搞好了，学科发展了，自己也就有收获了。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去阿勒泰山区调查图瓦语，先生刚好应日本国立语言文化研究所之邀赴东京进行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一书的撰写工作。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给我写了数封信，指导我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如何记音，如何整理音位系统，如何在进行语言状况调查时拓展调查的领域，让我关注图瓦人的文化、历史、民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了1984年，我再次到图瓦地区调查时，有些调查合作人已经去世，我拥有的资料也就成了绝版。

    先生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每天笔耕不辍，好像一年365天从未停歇过。不管什么时候到先生家中去上课或者讨教问题，进家门后总是看见先生从书房中走出，从未见先生端坐客厅看过电视或是在喝茶闲聊。先生自奉甚俭。有时到得早，看见先生的早饭往往只有几片馒头片，一段蒸山药，一点小菜，一碗稀饭。先生经常招呼我们留下共吃午饭或晚饭。先生的午、晚饭也十分简单，往往只有两三个菜，而且以素菜为主。从1978年跟随先生做学生起，到1988年先生去世，这十年间从未见先生外出吃过一次饭。先生的穿着也十分简朴。经常穿的是中山装，好像也从未见先生穿西装。最初到先生家上课时，先生住房仅有两室一厅，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到处都是书。后来条件改善了，先生住的也还是三室一厅的老单元房。但先生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了。说起书房时，先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好像此生的心愿足矣。

    先生晚年，仍在勤奋努力，孜孜以求地研修学问。从1983年第四期开始到1988年第二期，《民族语文》上连续发表了29讲《民族语文调查的理论和方法》的系列文章。1998年语文出版社以《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书名结集出版。周有光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不是短期的工作，而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工作人员以最好的武器；他们除需要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以外，还需要有实地调查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傅先生这本《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难能可贵的最好武器。”周先生还说：“任何人学习了这本著作，都不能不惊叹傅先生学识之渊博，经验之丰富，工作之勤奋，思虑之周密。”作为后学，我认为周先生的评价精确得当，字字千斤。的确，这本著作中的语言实例涉及国内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的少数民族语言。如果没有厚实的语言学修养，没有扎实的语言调查的丰富经验，没有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渊博知识，没有执着、几十年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没有对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热爱和忠诚，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系列文章的。这是一本浓缩了先生一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经验之精华的著作。

    先生的《论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者的圣经宝典。国外类似的语言调查的专著我也读过，与先生的这本专著相比，尤其是有关语音方面的调查、分析和描写的论述，不可同日而语。涉及语言的类型多样性就更是无可比拟。我国境内的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和南岛诸语系，汉藏语系的多数语言以有区别意义的音节声调而著称。先生把声调语言的声调变化区分为五个层次，并说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五个层次的基础上，这样就使学习者一目了然。先生提出的数码标记声调的办法简明、准确、便捷，在中国民族语言的描写中得到普遍的采用。

    语音按层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是先生对语音理论的创新和贡献。先生将辅音的清浊、送气与否、发音部位，元音的舌位高低、前后作为分析的基本要素。辅音分为五个层次，元音分为三个层次（有的语言，如先生提到的剑川白语和麻窝羌语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先生还特别提到元音的清浊问题。一般情况下元音都是浊的，耳语时为了避免第三者听到，使用清的元音。这样就把语音的所有情况都涵盖了。

    记得1979年在我第一次深入到图瓦地区，准备全面记录和调查图瓦语之前，先生曾与我有一次极其重要、指导性的谈话，谈话内容也就是先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所提出的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者必须遵守的十项要求。先生要求我第一要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定要遵守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真心实意地与发音合作人交朋友，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不要先入为主，要以发音合作人提供的材料为主。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具体就表现在尊重被调查的语言。不管说图瓦语的人是多还是少（去调查前不知道讲图瓦语的人有多少），都要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即使说这种话的人不多，它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一定具备构成一种语言应有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决不能以说话的人的多少来判断一个语言的简单与否。先生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心灵的窗户，是一个民族灵魂和文化的载体，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将语言记录准确。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不牢靠，音位系统与实际语音不符，调查的质量就无从说起，调查就是失败的。调查的时候不要只是拘泥于被调查的这一种语言，要尽可能多地与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图瓦语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接近，所以应常常运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相关知识作为调查者的参考。应扩大眼界，不能只盯住被调查语言，要做一个社会调查者，关注这一人群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等等。

    先生的教诲始终是我调查的行动指南，也正是先生的这些教诲，使我在调查中克服了交通、居住、饮食和气候等方面的困难和不利因素，比较顺利地完成对图瓦语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回来后，先生又和我一起反复地听录回来的材料，对音位系统作了严格、认真的审查，先生基本上肯定了我的记音，对语法部分的个别章节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1984年在我第二次深入图瓦地区进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调查之前，先生又给我重要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故两次的学位答辩甚为顺利。

    先生是一位只知读书、只知做学问却从不知索取、从不知获取半点个人利益的大学问家。抚今追昔，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没能坚守住寂寞追求学问的岗位，由于某种原因，在1993年被迫离开了民族研究所，惭愧不已。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追忆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师风范，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