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战争观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不以兵家名世，除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段名言，较少谈论军事，甚至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认为那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行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孟子无法回避现实的战争问题，系列言谈，显示出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把握，他那表面上迂阔实际上一针见血的战争观，远远超越了包括孙子在内的所有先秦兵家。

    首先，孟子对战争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但在孟子前后，没有一个军事家明白无误地揭示这一点。孙子对军事规律的把握，超过其他军事家，但对战争的本质，却没有深刻的认识，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具有浓厚的单纯军事色彩。从这种观点出发，孙子认定“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与孙子不同，司马穰苴初步意识到战争的本质属性：“古者以仁为本”、“大善用本，其次用末”；相对于孙子“道天地将法”的兵家“五事”，司马穰苴的兵家“五虑”即“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单纯军事观点的色彩已淡化了许多。吴起又进一步，指出“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尉缭子更进一步，两次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外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然而无论是司马还是吴起尉缭，都没有戳破那层“纸”。孟子则不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将“政”与“兵”直接紧密联系起来，孟子实际上已经点明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战争都可以看作政治行为”这样一个命题。这比克劳塞维茨早了2000多年。

    其次，孟子将战争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孟子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那么“仁政”该怎样推行呢？对此孟子同样清醒，他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定，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十税其一、每年“使民不过三日”的井田制，使民众有一点维持生计的“恒产”；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孟子认为，“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将战争与地租与工商税务一同考量，非管仲商鞅诸人所能及。显然，孟子的思路十分清晰：战争是政治的体现，政治的根本在于土地等经济制度；战力的生成，原在于土地分配和工商管理当中，不是临阵磨刀。这种根本性的把握，兵家不曾有过。

    再次，孟子指出了战争伟力所在——民众。孟子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孙子说过，“令民与上同意”是战争获胜的条件；吴起说过，用兵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但在孙吴看来，民众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亲近他们的目的是驱使他们；但孟子并非如此，他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开疆拓土，威服诸侯，而是吊民伐罪，所谓“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如果战争不能使民众“避水火”，而是“水益深、火益热”，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更是“罪不容于死”。

    然而，孟子的上述观点，长期一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孟子迂阔，还是世人浅陋？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孙子作为吴王阖闾的主将，曾经创造辉煌的战绩，“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然而当吴军强盛之际，楚国大臣子西却尖锐地指出吴国“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结果吴国屡战屡胜，终亡其国。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贻害国家最生动的例证。司马穰苴、孙膑、吴起俱善用兵，然而齐魏楚并未因此避免灭亡的下场。商鞅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推行“农战”，秦国用之，终灭六国；统一之后，却因“仁义不施”，果真如孟子所言“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倏忽而亡。商鞅之法，较孟子鼓吹的“仁政”，刻薄得多，推而行之，犹收显效，何况孟子“仁政”！诚如孟子所言“仁之胜不仁，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汉朝部分施行孟子希冀的“仁政”，前后竟维持了400多年。纵览古今中外用兵之效，知孟子非迂，乃世人之陋也！